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关系的几个特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华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两大民族的关系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政府的华人政策相对宽松 ,民族关系总体而言比较和谐 ;二是马来人享有法定特权 ,华人谋求民族平等比在其他国家更难 ;三是民族纠纷连绵不断 ,且呈越演越烈之势。本文认为 :尽管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不算特别尖锐 ,但由于马、华两族法律地位的不同 ,以及从“马来人特权”这个大原则指导下必然出现的施政偏差 ,马、华两族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消除 ,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仍会不时出现 ,并对两族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伊班人

伊班人是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当地居民中人数较多的土著民族。目前,该地区尚有受英国保护的文莱苏丹国和马来西亚的两个州——沙捞越和沙巴。这里除当地居民外,还有马来西亚人、华人、欧洲人和来自亚洲各地的移民。伊班人主要居住在沙捞越、文莱和加里曼丹岛的印度尼西亚部分。据1978年统计,沙捞越共有伊班人38.5万人,文莱有0.8万人,而印度尼西亚有1万人。伊班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分支,与马来西亚语十分相近。伊班人属于     

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兼论不同文明的共存

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的个案分析 ,认为不同的文明并不是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惟一障碍 ,民族冲突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无限夸大文明差异的冲击 ,对民族冲突实际起到火上加油的负面效应 ;应借鉴马来西亚的经验 ,积极促进彼此间的理解与合作。     

试析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社团与华人文化发展的关系

华人社团是华人文化的重要载体、重要继承者、发扬光大者。和许多国家、地区一样,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早期华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来西亚独立后,面对政府政策对马来民族的偏袒,华人社团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维护华人文化的发展权益,保护并发展华人文化。本文试图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地华人社团对华人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一、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与《国家文化备忘录》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实行的国家政策逐渐呈现偏袒马来人的种族主义色彩。1971年,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文化政策三原则:土…     

新世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动态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呈现出新的发展动态。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内部关系几个方面简要分析新世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发展特点。一、政治参与1.政治参与的时间、阶段。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早在二战前即已开始,一方面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事务,因为当     

浅析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下的"华人文化"——兼论"多元文化"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国家,其中,华人作为第二大民族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很大,形成了"少数中的多数".据统计,马来西亚2001年全国人口为2252.9万人,其中人口最多的是马来人,为1488.6万人,占66.07%;华人是第二大民族,有572万人,占25.39%;第三大民族是印度人,有167.1万人,占7.42%.[1]华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飘洋过海来到马来半岛谋生,华人付出的艰苦劳作和生命代价为当地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瑞天成爵士所作的评价:"目前马来西亚各个州之所以会有今天,全靠中国人的精神和事业."[2]     

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关系到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和发展 ,还直接关系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文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从民族学的角度 ,探讨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 ,分析西方人殖民东南亚时期与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之后华人与土著民族关系的情形 ,阐明东南亚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引起的 ,而是族群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和经济化所使然。     

对国外清真食品管理的考察与思考

根据国务院立法计划,国家民委承担了国务院《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起草工作。由政法司田联刚副司长担任团长的国家民委东南亚清真食品管理立法考察团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清真食品立法及管理情况进行了考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绝大多数为马来人和印尼人(东南亚华人延用旧称“回教”),新加坡约46万,马来西亚约1600万,印度尼西亚约1.8亿。其中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即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还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制度视角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华人参政是华人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经之路。基于马来西亚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华人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对马来西亚影响、制约华人参政的主要制度进行了剖析,由此揭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参政空间。作者认为,华人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的视角或许并不能解释该问题的全部,但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民族关系维度下的马来西亚治国理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众多,民族构成复杂,民族关系始终贯穿于其治国理念发展的始终,亦深刻影响着其民族关系之建构.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治国理念,制定了旨在发展民族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和避免民族零和博弈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能够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与改进.事实证明,这有效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但亦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