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财产权：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方向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领域取得的基本经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土地财产权",而不是"以地生财"或"土地低价征收高价卖出"。通过运用这一改革基本经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进步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的国有土地领域。当这一基本经验继续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扩展时,遇到了理论和观念的巨大阻力和障碍。破除这些阻力和障碍的关键在于区分集体土地所有制与社会保障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重建土地财产权"这一基本经验对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变迁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那么土地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农民的权益？农民权益的内在需求又是如何推动土地制度的创新？文章通过对建国以来三次土制度变迁的考察,认为成功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满足农民的根本权益。     

财产权与征收权平衡视角下的土地征收补偿

土地财产权经由市场交换获得合理对价是财产权的本质,而征收则可依法不经财产权人的同意而获取财产权。权利人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承受责任规则的约束,须放弃财产自由交易权,但有权根据财产权规则获得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补偿。征收补偿标准与市场交易价格的接轨是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统一移转的前提,补偿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酌情考虑财产权人的精神利益需求,兼顾效率与公平。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

建国以来,在我国农地权属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受损主要来源于土地的国家征用、集体支配和土地关系立法的不完备。建立有利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农地产权制度,必须在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规范土地权属转移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土地法律制度。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涵及实现机制选择——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构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体系,既应赋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完整的内涵,又要创新实现机制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面对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以及农民的退出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残缺等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内置于“农民集体”的治理结构,赋予“农民集体”一定的法律地位,重新界定各个权利主体的边界和权能.本文从现实的案例分析中总结出三种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机制:传统的行政组织替代模式、新乡村共同治理模式和独立法人模式.对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的选择既要依据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又要有所创新.     

中国农民土地所有权幻觉探析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反复提到农民土地所有权幻觉问题,但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搜集整理近十几年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发现中国农民普遍存在土地所有权幻觉,表现为谁干预了农地产权,农民就将其视为所有者,无人干预则认为自己是所有者。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并非现行法律文本知识传播的结果,而是农民依据产权干预环境自主建构农地所有权认知即形成所有权幻觉的过程。新一轮农地制度创新应积极利用和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幻觉,在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的法律框架内赋予农民永久期限的农地使用权与对抗外部干预的救济权,达到明晰产权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的。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个法经济学的思路

我国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行区分定义,源于农民财产权存在无形财产少、价值支配少、可转让性不足等方面的特征.本文利用全国1990-2008年的数据以及在广东省的调研结果归纳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探析其财产权制度诱因.研究发现,财产权制度影响财产的富裕程度、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这两个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因素,具体表现为,财产权的界定影响农民财产的富裕程度,财产权的可转让性影响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另外,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流的稳定性亦产生影响.此影响路径与产权的运行规律——产权的界定、转让、保护一致,因此本文主要运用产权经济学理论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进行法经济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制度完善措施.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试析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极为显著,两者相辅相成.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唐中叶,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在经济制度上则更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已取得的相对自由.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体系与权能

股份合作是共享式制度改革模式之一,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民,其成员财产权利的完善对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至关重要。通过对农村土地股份合制改革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勾勒出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的结构。在此逻辑前提下,应合理划分农村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与集体财产权的边界,遵循分类推进、因地制宜的原则和三分开的集体资产股权化改革思路,通过不断完善立法,强化和落实农村股份合作及其农民成员对集体资产股权的完整权能,以实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目标。     

论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私有财产权制度是近现代社会的一项基础法律制度,在各国宪政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包括对私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权利.通过阐述宪法意义上公民财产权的含义,回顾我国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论述完善公民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意义.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的比较研究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是不同制度下的权利范畴,各具特色.通过对两者的渊源、性质、功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期能对完善我国的法人制度与信托制度有所参考.     

公共利益法律化及其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践行

财产权社会化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化问题.为此,学界提出了公共利益实体化和公共利益程序化两种分析路径.前者以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之涵摄,后者虽然没有深究"公共利益"之实体内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利益法律化的实施路径.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正当的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在征收制度中的法律化,其重点并非界定公共利益之范围,而是合理解决"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体现"等现实问题.     

公民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财产权在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民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日益增多,引发了公民强烈的财产权利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应完善公民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以期公民这一重要宪法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立法思考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严重,立法缺陷是重要因素。针对现行立法不足,通过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扩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明确界定土地征收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措施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农民地权六论

之一：关于地权的真问题 新农村建设更加凸显地权争论 众所周知，如今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扩大“公共品”投入，这本来是政府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为农民办的好事，但我国的体制制约往往会形成“权责颠倒”。把为农民尽服务之责变成向农民行管制之权。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文章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并从我国农村土地立法的缺陷着手,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缺失的原因,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农民土地问题症结何在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面临诸多土地问题,简单地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农民缺少土地并不可取。实际上,俄国多数农民并不缺少土地,份地实行村社集体所有、份地需要长期持续赎买、份地经常被重分才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数量的增加,土地被流转、强制流转、农民利益流失、权益受损情况屡有发生。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远期利益受到侵害。主观上,农民维权能力不强,无法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客观上,基层组织的强势地位以及不当干预导致了农民利益流失。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给予农民完整承包权、建立保护农民长期利益的补偿机制等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