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再婚生育问题研究──对湖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湖北省的资料,通过对再婚与初婚育龄女性的文化程度、职业、生育孩次构成等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再婚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更低;城镇育龄女性再婚率随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农村再婚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是“U”字形。再婚育龄女性生育孩次明显有别于初婚。再婚生育多孩需求明显,城市再婚生育二孩尤为突出,应引起特别关注。     

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抑制了“两孩”生育行为吗？——基于CFPS农村家庭跟踪数据

本文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两孩”政策下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对家庭两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扶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两孩”生育行为从2018年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家庭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智力资本对“两孩”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农村家庭智力资本的上升是“两孩”生育行为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总扶持强度存在同向的调节效应,即政府扶持强度越高,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提升对两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说明通过政府补助激励农村家庭生育率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两孩的低生育率。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组织农村一孩夫妇“两前教育”的调查

南海县桂城镇从今年以来,在全镇开展农村一孩夫妇“两前教育”,即对农村每对生育了第一个孩子的夫妇,在上环前后(简称上环前)和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取环前,进行两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通过“两前教育”,使一孩夫妇掌握有关基础知识,明确政策要求,逐步树立新的生育意愿,自觉计划生育,生了一孩要上环,不抢生,不超生;有计划、按指标、够间隔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要结扎。这样的教育针对性强,使教育与生育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笔者对桂城镇开展农村一孩夫妇的“两前教育”很感兴趣,多次到现场参加教育实践,对该镇“两前教育”的形成、做法和效果作了较全面的调查。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双独政策"影响下北京市人口生育水平变动分析

1　研究背景与调查方法70年代北京开始实施计划生育 ,1 979年 1 0月《北京市计划生育暂行规定》首次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 ,对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妇给予表扬和奖励”(以下简称“一孩政策”)。在“一孩政策”为主导的情况下 ,2 0余年来 ,北京市人口生育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市较早进入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总和生育率自 1 974年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1 44后 ,一直呈持续下降状态 ,80年代中期为 1 4,90年代初下降到 1 3以下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下降到 0 72 ,远远低于…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以晚育为杠杆,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

目前取消生育间隔政策而允许生二孩条件不变的弊远大于利 ,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实际上是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设置障碍。目前取消只适用于少数人的间隔政策 ,而作出牺牲最大、流引产与被罚风险最大的大多数一孩夫妇的权益得不到改善 ,而且在为一孩夫妇的权益改善 (即生育政策调整 )设置障碍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晚育是一根有力的“杠杆” ;运用好了 ,可以在国家能够承受的“人口增量”范围内 ,实现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的软着陆。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关于对“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政策的探讨

生育政策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 ,引导千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的政策遇到了新的问题。进城经商、务工甚至当老板的“农村居民”还是不是“农民” ?他们还应不应该享受“双农独女户”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文从实践的角度 ,对二孩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探索建立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救助机制

江苏省南通市面积8001平方公里,人口781.8万。“九五”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保待在98％以上,1998年起人口呈现负增长,全市累计一孩率为83.69％。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市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大力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同时,积极探索推行救助计生贫困家庭的新机制,不断把人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采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生委2016年调查数据,对兵团5397位育龄人群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因素分析,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兵团育龄人群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以及“一孩”特征都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终取决于育龄人群二孩生养的预期成本,包括实际成本预期和机会成本预期两个部分,通过完善兵团妇幼保健医疗体系、制定兵团育龄人群生育二孩的激励政策、采取育龄人群分类管理、分类激励等措施,有助于提高兵团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