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启示。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解释模式——布达佩斯学派后现代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历史旨归

布达佩斯学派从政治、需要、道德、哲学、历史等多个维度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视域。其中,他们通过历史展示了现代社会深层的文化结构与文化问题,通过历史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首先,在他们关于后现代特征的分析中展现出了一种后历史的倾向。其次,基于这样一种后历史的倾向他们对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批判历史意识发展到现代宏大叙事阶段不能反映现代文化的地理和叙事,提出了能够反映现代世界多元化倾向的后历史意识;批判现代性阶段宏大叙事的目的在于找寻新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解释模式,通过对伴随着现代性宏大叙事而来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宣布只有转变历史解释模式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而后历史解释模式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解释模式,对社会进行的是一种多角度的阐释,本身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布达佩斯学派运用历史意识和历史解释模式分析的是当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文化问题,指向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解释模式,所以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揭示模式可以说是布达佩斯学派后现代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历史旨归。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科玄论战中的社会理论之辩——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之间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环绕社会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物质世界凝固不变,故而科学可以探寻其规律;心理状态则顷刻万变,为科学所无法企及,只能归于玄学的范畴。人的意志属于心理状态的范畴,而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否定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因此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它们都可以用归纳方法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一方面认同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社会进程的决定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这种观点超越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     

“媒介环境学派”的分歧与当代媒介技术发展路向选择

媒介技术是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传播学中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从媒介技术的发展入手探索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派"关于技术与文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悲观的,另一种是乐观的。当代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失落,如何让技术与人文和谐共生是当代诸多学科都关注的话题,也正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主要命题。在技术发展理念与路向上,吉登斯超越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态度选择更具有现实意义。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现代性视域下的科玄论战——对论战原因及其本质的当代探讨

从现代性视角分析科玄论战原因,即从现代性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亦即从中国现代性的"生不逢时"尴尬境地出发,不仅可以避免把论战原因直接归结为两派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的浅层次观点,更有助于透过现象直接深入事件的内在本质原因探讨,使得对科玄论战原因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性,使得科玄论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信仰的重建,更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之争.     

断裂抑或延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之辩正

在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另一种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续,二者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和逻辑性。当今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以共时态形式出现;因此,厘清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艺术学的现代性建构：从柏林学派到维也纳学派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现代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建设时期。在此期间,诞生了以柏林学派、莱比锡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德语国家学术群体,以及一系列具有批评性、原创性与建构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以艺术科学理念为核心,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论域,以形式主义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为基础方法论的新研究范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它所建构起的艺术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及其学理依据与知识谱系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关于学派批评的美学检视

当前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一场学院派批评成败得失的争论,有其复杂多元的思想与时代背景,它是有意义的。但学院派批评尚非严格意义的学派批评,它存在的某些不足与缺陷,从理论美学上加以检视可知,要建设起真正的学派批评必须解决好三个重要理论与认识问题。     

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

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派别。两派虽呈对峙之局,正面交锋却不多见。来自史料派大本营的童书业曾与史观派中的王宜昌、李季和翦伯赞展开辩论,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他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反对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的古史观及其对考据派的谩骂式批评。他指明史观派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童书业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抗战后唯物史观派的上升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不只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物化、支配理论和单向度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演进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异化理论为基本依据,以马克思的彻底批判精神为宗旨。简要地概述,对现代性的批判起始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的支配理论,最终以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为＂典型＂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马克思对现代性诊断和反思的继承与拓展,继承着人类最可贵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这为我们理性考察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树立了标杆。     

儒家文化与世纪之交的学校道德教育改革定位

从宏观的层面出发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与西方文化特点的比较中 ,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改革定位作如下构想 :解构形而上学的道德传统 ,还道德以科学的基础 ;正确认识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的辩证关系 ,树立以超越传统道德为基础的新世纪的新道德教育观 ,以学校道德教育为基础 ,加强审美教育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下)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具体的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海德格尔视野中现代性的时间根源

海德格尔通过对科学技术活动、主体的一般建构世界活动的时间规定性以及产生主体时间之根源的分析,充分揭示了现代性的时间根源,表明现代性不仅仅是时代的问题,而有其伴随形而上学历史的古代根源。同时,他还指出了克服现代性的本真时间之显现特性,从而为反思现代性建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