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财政化研究——基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数量分析

该文在界定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内涵和描述其表现形式的基础之上,从制度变迁入手分析了金融市场化对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影响,探讨了测度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方法,并据此测度了中国的金融风险财政化,发现中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水平在总体上呈现为递减的趋势。相关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在长期内是抑制金融风险财政化的重要变量,为此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等措施来消除金融风险财政化。     

地方金融风险分析研究--兼与地方财政风险比较

分析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在风险方面有没有关联,彼此是如何影响的,原因何在,传导的方式是什么,是我们化解地方财政风险与地方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本文就这些方面作一探讨.     

我国县级财政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县级财政风险的出现,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县级财政风险的形成,既有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的因素,又有县域经济落后以及政府非理性的投融资行为等原因。防范和化解县级财政风险,要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级支柱财源;规范政府行为;防范和控制县级金融风险;从存量上化解县级债务和赤字。     

中国内外经济失衡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功能财政化

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要素价格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迅速增长且不愿意分红和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冲动.市场经济中国家兴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经济职能,只有通过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需要存在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化、需要存在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政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失衡问题.     

我国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动态关系的协整研究

协整检验结果显示经常项目余额和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出、财政赤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则反映了财政赤字的短期变化对经常项目余额变化的影响.计量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为了改善我国经常项目,我们应该谨慎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削减财政赤字与经济衰退——理性预期条件下的IS-LM模型分析

IS-LM型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然而,传统的模型明显地忽略了个体理性。著名的“卢 卡斯批评”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并不一定要以短期经济衰退 为代价。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充分考虑到公众的预期和政府的学习效应。从而更好地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研究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占GDP4％比重目标,这与国家多年来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密切相关,也表明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经济增长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固定资本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长期正向响应,而对固定资本的扰动是短期的响应;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贡献率持续增大.固定资本投资存在着短期的较好贡献,但长期影响小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     

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法律控制——以地方债务置换为视角

地方债务置换拟通过债务形式转换、成本转换和期限转换实现地方债务风险的转移,反映出用金融手段化解财政风险的政策意图,其本质是财政风险金融化。财政风险金融化弊大于利,需要通过预算法、公债法、中央银行法进行体系化的法律控制。将财政风险锁定在财政体系内,防止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交织传染,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财政改革

加入WTO ,政府管理特别是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已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WTO的规则及运行机制 ,我国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相当突出 ,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迫切需要改革。我国财政改革的出路的要义就在于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克服原有弊端 ,建立符合国际基准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经济模型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金融创新为中心研究了其与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得到了以下结论：在我国,金融创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规避风险的作用;同时,金融监管对防范风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我国的金融创新的主要动机则出自于规避政府管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政府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对金融风险的防范确实是卓有成效的     

长三角地区金融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与动态预警研究

基于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挖掘影响长三角地区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将其作为风险监测对象,并利用极限边界分析(EBA)模型建立以风险因素为指标的Ologit动态预警模型,选取存贷款比例、证券交易和保险增长率、地区银行机构信贷总额生成长三角地区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2006年1月—2020年9月数据为样本,运用门限自回归(TAR)模型对金融风险压力指数进行风险等级划分,研究发现:(1)长三角三省一市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股票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各省市均呈现显著效应;(2)动态Ologit模型检验发现长三角不同省市风险影响机制和路径存在差异,上海市前三个月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对其下一月份的金融风险压力呈现弱正向效应,江苏省前三个月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对其自身的正向效应并不显著,但浙江省和安徽省下一月份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分别对其上一月份的值会起到一定的"熨平"效应.未来9个月的金融风险预警结果显示,构建的Ologit动态预警模型的大类分级预警精度较高,能以较大概率捕获中等警情和重大警情.     

市域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研究——以开封市为例

以市域经济为研究对象,开封市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在风险监测模型构建方面,结合ESRB-CISS模型,选择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方差分析法对各模块指标进行构建。开封市1997～2019年经济数据实证检验表明：居民消费、经济规模、金融机构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分为波动式上升、稳定中震荡、风险震荡、指数型上升等四个阶段;监测模型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     

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以下的实证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省级以下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1985-2006年省级以下市(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从中央集中控制向完全分权的财政制度转变,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9.2个百分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显著区别于先前诸如财政分成和财政包干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它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并不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所得的,而是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用于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财政扶贫与辽西县域经济发展

我省的贫困县主要集中在辽西（北）地区,这里生态环境恶劣,遇灾返贫的现象十分严重。财政困难影响财政扶贫资金的到位,并且使用分散,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为此财政扶贫要加强管理,理顺体制,增加收入、优化支出;确立重点,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产业化经营,转变增长方式;多渠道筹集,增加投入,确保资金到位。     

河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研究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利用1991-2007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河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了反映两者长期协整关系的模型,并对两个时间序列做了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仅存在单向因果性。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运用平行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基本理论,对1996~2005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不同省市区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时间上表现为影响弹性逐年降低,在地域上表现为不均衡。因此,地方财政应保持科技投入的适度增长,不应一味强调超过实际能力的投入,也可以通过中央财政投入倾斜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