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段注》校改中的形、音、义观念

清代说文学大师段玉裁在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校改中,广泛涉及语言文字学知识;《说文段注》的校改,涉及《说文解字》的形系统、音系统、义系统三方面的内容。形系统包括正字和重文、后起本字和初文、假借字和先起本字等,音系统包括音源、音同或音近、合韵,义系统包括总名和专名的关系、二名同实、义的聚合。     

《说文段注》校释词例研究（四则）

《说文段注》的校释词例有17类,本文条举四则,予以说明。     

《尔雅疏》古今字训例考辩

邢昺《尔雅疏》在疏解经文、郭注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某某音义同”的训式，揭示各类语词之间的音义关系。这种训式中有一些揭示了古今字的音义关系，且在训诂条例上往往属于“连类广训”，这是对汉人“古声某、某同”、“某、某同”的改良和发展，也启迪后人对“音转义存”、“声义同源”、“异字同词”等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徐松《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论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校勘力作

清代学者徐松的《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作为“说文段注校三种”之一,是一部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精心校勘的力作.其中,包括删略衍文、增补脱文、调整错位、补注音义、纠正误说等几方面.虽然仅有十七条,但其中的真知灼见,仍然给今天的文字学工作者以极大的启发和借鉴.     

字义行废说

<正> 词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汉语的词是用汉字记录的,书面的形式是一个一个的方块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的关系一般是统一的,所以研究古汉语即以字为研究对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的对象就是文字。这是一部“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见王念孙《说文解字序》)的书,说字形,明声音,解字义。解字义正是训诂工作。许书成于东汉,到清代段玉裁替它作注,中间相隔一千七百多年,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随着发展,字义自然也随着发生变化。许书以收小篆为主,所以说解字义是根据小篆,而所说皆本义。段玉裁作注,于字义部分多有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注出某义行某义废。行废之说,根于文字本身,也缘于社会发展。根据《说文》,本于文献,参照段注,字义的行废,可得数例,分说于后。 (一)字义未见或少见经传而废例有些字的本义不见文献语言,因而本义便自然地废而不行。殿《说文》:“殿,击声也。”段注:“此字本义未见。”殿训击声,文献未见     

《左传》杜注“某犹某也”类释

古注的训释很大一部分是文意训释。《左传》杜注中有数十条"某犹某也"的训释,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的关系可分义通和义隔两大类,前者指义同或义近,但又同中有异,后者表面相隔,实际相通,异中有同。两类中又各自涵括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胡澍《素问校义》发微

胡澍《素问校义》发微施观芬胡澍，字甫，一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人。生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卒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享年４８岁。胡氏著有《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惜皆不存，唯《素问校义》一书传世。《素问校义》乃是清末三部研...     

《说文》引《诗》略考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为了注音释义,《说文》一共援引《诗经》例句达380条,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用以释义者365条.用以注音者如:《说文·目部》:"?,直视也.读若《诗》曰'泌彼泉水.'"《说文·瞿部》:"矍,佳欲逸走也.读若《诗》云'?彼淮夷'之?."《毛诗》"泌"作"毖","?"作"憬".可见,考察《说文》引《诗》注音,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还可以了解《诗经》的异文.因这易于理解,故这里略而不论.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王念孙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经类多有之.①"王氏此言未必符合许慎的初衷,但《说文》误以经类中的假借义、引申义证以字之本义则是事实.《说文》引《诗》释义与《毛诗》相较,或字同释义同,或字同释义异,或字异释义同,或字异释义异.研究《说文》引《诗》释义与《毛诗》的同与异,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诗》意是颇有益处的,兹略考如下.     

《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的右文说

右文说起于晋杨泉《物理论》,宋王圣美承其说。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的发达,右文说的合理部分得到清儒的吸取利用。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段玉裁在右文说的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段玉裁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下简称《说文注》)中。段注《说文》,倡“以声为义”,认为古人先有声音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必同有某义。据沈兼士先生统计,《说文注》解说右文的地方共有六十八条。王念孙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     

'词哀于元'辨

元词历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词体历经唐家兴盛之后的衰落期。'同衰于元'似乎已成定论。本文对此说法提出怀疑,并通过对元代词体发展的具体分析,指出导致词体衰落的诸多因素在南宋业已存在,而元词就其本质而言是南宋词的自然延伸,'词衰于元'之说,元人恐未肯任其咎。文章认为,前人对元词的评判存在着两个基本偏颇,一是在元词的断根问题上有所失误,二是评判标准上的不完善。本文就此提出了'以元归元'的原则及四个标准．以此作为确定易代之际文学的划分依据。     

浅析《说文解字注》建立汉语同义系统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建立汉语同义系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今天的同义词研究留下了可贵的经验。文章浅析了段氏建立同义系统的原则和方法，其总体原则是“通之甚宽”，其具体方法是据形、据音、据义，辅以以辨连同、以异连同、探因连同。     

《段注》“音义皆同”的同源字与“音义皆同”的异体字

《段注》在有关“音义皆同”“音义同”的表述中，区分了同源字与异体的界限，并提出了一些区分的方法与标准。     

评《说文段注》的“辨通别”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同义词的"辨通别",代表了传统语言学对同义词辨析的最高成就,但迄今对此的研究往往陷入盲目崇拜既未确识其长,更不明其短.这对当今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负面影响极大.事实表明,段氏"辨通别"真正的成绩在于一、继承了《尔雅》以文化词为主辨析的传统;二、辨别一义的同中之异,并力求富于对比性;三、用"浑言、析言"开创了兼明同异、重在求异的同义词研究模式.而其缺失主要是一、二词辨一,不成系统;二、囿拘旧注,主观推衍;三、浑言古今,以同代异.     

明代四位散曲家补正

朱权、朱有燉、王田、刘天民是明代较为重要的散曲家,但在一些著述中对他们的相关记述存有不同程度的差错。对此,在多方查考的基础上予以一一补正。     

老莱子墓为何在株洲

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老莱子晚年自江陵蒙山下江南南移,穿过水网密布的松滋、监利和公安一带的江汉平原,过长江后进入湖南常德地区,经洞庭湖溯湘江而上,最后隐居在距湘江河边约20华里的株洲良图塅。逝世后葬株洲良图塅余家祠。老莱子墓在株洲,古籍有载,地点清晰,古碑留证,维修有序,全国惟一。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论《古韵标准》中的方音假借现象

《诗经》中不再押韵的韵脚字,江永把它们归结为方言的不同读音。在《古韵标准》中,江永屡次提到"方音假借"、"方音偶借"的概念,以此为对象,可以研究其与后来段玉裁提出的"合韵"的关系。     

辨“投”释“控”

从词汇语义学的视点,结合古代训诂材料,辨析了“投”与“控”的词义特征。在对语证进行充分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词的语境同义与语言同义问题。辨析发现当今汉语词书“控”条下的“投”注和“跌落”义项只有司马注《庄子·逍遥游》的唯一例证,且先秦两汉古籍中尚未见到此“控”义的旁证。此“控”义是语境文义产生的孤证。孤证难立。由此推出“投”并非此“控”的确诂,因而“投”与“控”不是同义词。此“控”的确诂应为“引”。     

同义词的衍生及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以早期（魏晋）天师道文献为例

用描写的方法,对魏晋天师道文献中的同义词作了考查。在共时层面上,发现了包含3451个词项的861组同义词,其中最少的为两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最大的为52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同义组的数量,随各组成员的增加而递减。而从历时的角度看,同义现象中旧质与新质的比例大致为3:1,反映了词汇在继承和创新中的平衡关系。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 ,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