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论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关系的二重性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其对立性主要表现为两者在权限划分与配置上的反比例关系和两者在政治运行中的双向互控;其统一性表现为两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两者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和根源,表明两者关系的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表明,两者的关系通常呈现出三大规律性特点,即政治权利的范围日趋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日趋缩小;两者关系日趋法制化、明晰化;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正确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国家-社会二元范式下将权力分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表现出了和谐与冲突的二元存在.在社会治理中,应拓展同质的社会权力,尊重异质的社会权力,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协作,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论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

权力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其引入到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就成为人们分析该领域内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即两者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并相互转化。政治权力具有显著的续惯性与继承性,在很长时期之内都表现为强者恒强;与之相较,技术权力的续惯性与继承性较弱;但技术权力具有能动性与活跃性。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有序合理的作用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路径。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论市民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核心,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形态.市民社会背景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既分立又相互渗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也在相互渗透.由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都可能被滥用,因此二者的相互渗透既有积极渗透又有消极渗透.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试析我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变迁

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中,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形成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政治权力关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合理调整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便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软实力的社会、政治功能浅探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是激发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对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新认识、新论断。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功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教育塑造功能;政治合法性功能;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已然成为当今时代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精神——基于思辨方法及文本的考量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因其独特性在整个政治哲学史上褒贬不定.从其研究问题的逻辑思辨方法入手,结合缘于文本字句的解读,或许是探究黑格尔国家学说本源真意的最佳契入点:黑格尔以绝对理念和伦理观演绎出了国家至上性;对传统自然法及社会契约国家观做了突破;其强调国家的本原性,认为国家是主观政治情绪和客观国家制度的统一体,并蕴涵着朦胧的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     

土地治权的变动与政权变迁

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框架中,土地不仅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对象而存在。国家以政权的形式赋予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方式以合法性的依据。土地治权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土地治权作为国家意志在土地之中的凝结,其变动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一种强制性的分割,与传统社会的政权变动有着内在性的相关。     

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

在法社会学视野中,权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从渊源上讲,权力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权力乃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设。权利与权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往往出现功能背反。权力与权利由对立走向平衡和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公共权力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核心

公共权力既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带来重大的社会损失。针对目前我国政治领域所存在的"失范"现象和越轨行为,有必要在公平、廉洁、透明、高效的规范内,从权力意识文明、权力制度文明、权力行为文明等方面逐步提高我国公共权力的整体水平和运行质量,从而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论倡导先进文化价值观对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虽然目前国际上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含义莫衷一是,但从国家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国家核心竞争力应是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理念。它是国家政治理想产生的土壤、国家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石,它与价值观一样具有可塑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倡导先进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来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践行先进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身教”胜于“言传”,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有积极的引导与说教,更要有深刻的批判与强制的约束。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