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易说”新探

《易传》中有三十个“子曰”,对“子曰”以下的文字,古今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们是孔子对《周易》爻辞的解说;有的较谨慎,认为它们保存了孔子关于《周易》的遗教,反映了孔子理解《周易》的倾向。这样,如何看待《易传》中“子曰”以下的文字,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易传》中“孔子易说”思想实质的探讨,说明它与孔子思想是本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应视为研究孔子思想的可信材料或参考材料。     

教育是“放牧童年”还是“放逐童年”？ ——听古诗《所见》教学有感

在《论语·先进》篇里有章叫储侍坐”，记载着孔子与学生如何在一起畅谈理想的事。子路、冉有、公西华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理想，虽然一个比一个更接近孔子但都不是他的终端愿望。最后，曾皙阐述他的理想。     

“有教无类”辨——駁赵紀彬、唐晓文对“有教无类”的曲解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黑文——《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黑文声色俱厉地责问我们:“孔子果真是什么‘全民教育家’吗?”洋洋得意地考问我们:“孔子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货色?”怒气冲冲地宣称要批判那些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的”人。文章口气之大是那些发现了什么“隐秘的天机”,掌握了什么“新式武器”的人才能有的。仔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孔子对人的发现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沧述孔子的思想体系时,指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是他的仁道思想,曾说:“这种所谓人道,很显然的是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郭老不仅肯定孔子的仁道,而且认为“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这一看法当时没能为学术界人士公认。孔子的仁道思想是不是可以看为一种人道主义,这在过去是有争议的,当前仍有些同志不同意这样看法,他们认为人道主义是“指兴起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提倡个性、尊重人权、肯定人的价值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思潮。”(《齐鲁学刊》1983年3期37页)这些同     

解读严复、鲁迅、钱钟书三家言:“信、达、雅”

翻译家沈苏儒以专著《论信达雅》(商务 ,1999)论述并充分肯定严复前辈提出的这一翻译标准 ,认为鲁迅和钱钟书对之均持“大体肯定或不否定而代之以新说”的态度。作者对沈说持不同观点 ,通过解读严氏《译例言》以及周、钱两先生的有关文字 ,论证第一 ,翻译标准在于“信”;第二 ,周、钱两位对严说其实均持异议而均以“信”为翻译唯一原则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孔子“道不行”后的处世态度是消极的吗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截止目前,学术界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关于孔子“道不行”后的处世态度究竟怎样,认识尚存在分歧。这直接关系到对孔子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很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不少人认为,孔子“道不行”后的处世态度是消极的,有引退思想。笔者外此不敢苟     

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 ,是治国从政、修身齐家的思想要求 ,仁道的实现要靠“克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则是对“仁”的实施方法的具体解说。孔子的这一思想虽然是对当时的执政者提出的政治规范和人格要求 ,但这一观念已成了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 ,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悠久的传统美德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孔子论“君子”

在孔子思想中,从政治国的理想人选是“圣人”,处世为人的楷模也是“圣人”。他们自奉刻苦,贡献重大,故深得民心,不以强权而拥有天下。之后,任用贤人,“博施于民”,“修己以安百姓”,致政绩辉煌,礼仪完美,称颂古今。唯此系遥远的古代史事,孔子得闻而未躬逢其盛。因此,孔子感叹地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紧接着表示:“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能够亲眼看到“君子”从政治国就满足了。     

墨子“非乐”再评价

“非乐”是墨子文艺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对这个思想,学术界普遍持否定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墨子“非乐”虽然具有揭露统治阶级亏夺民衣食之财以为乐的合理性,但它是一种狭隘功利主义的反文艺观点,核心是否定艺术与审美的社会价值。笔者认为这是对墨子“非乐”思想的误解,应该重新认识。墨子“非乐”并不排斥一切音乐,反对所有歌舞。这是可以肯定的。墨子确实有“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辩》)以下《墨子》引文只注篇名。)的说法。对这句话不能单看字面,“以辞害意”。当时有一个兼治儒墨的学者名叫程繁,他曾就这个问题质疑过墨子。程说:“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笙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温良恭俭让”精神实质的重新审视

“温良恭俭让”作为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一次。《论语》原文作如是记：“子禽问于子贡日：‘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问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日：‘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从子贡的话里我们体识到了“温良恭位让”在孔子思想观念及诸多行为中的重要性。这个重要之点几乎就是孔子“仁”学思想和全部观念的根基以及归着点。“温”在孔子学说中有多种表述法。“温”是一种态度。一个人面对纷繁多变的外在，总要做出自己的反映。孔子教导人们要有较为得体的应变方式，“过”与“不及”都是失…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也说“先进”与“后进”——论孔子关于礼乐来源及其层次的看法

《论语·先进篇》开篇一章是孔子礼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这也是历来学者们对《论语》解说最为歧见纷出的一章。本文分析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几家解说，认为它们都不符合孔子原意。文章接着从分析“野人”含义入手，并从史实论证了孔子对“野人”的态度，从而指出孔子在此说的是关于礼乐的来源及其内容的层次问题，由此提出了“潜礼乐”的概念，并探讨了孔子为何要更推崇“君子”礼乐所源自的“野人”的“潜礼乐”     

关于“《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

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人们对以上用分号分开的这句话的理解,往往大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所谓在正路上”,是恩格斯“委婉客气的外交词令”,并不是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正式评价;有的同志根据“完全是在正路上”这一句话,便断言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持赞赏的态度。我觉得,这些理解都不符合实际。 不错,恩格斯的信写得比较委婉,当他看到拉萨尔的创作有可取之点时,就予以誉扬,     

试析孔子的义利观

<正> 孔子的义利观,即是孔子在义利关系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态度、原则。长期以来,学术界笼统地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纳为“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认为孔子重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卑视经济利益。其根据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史记·孔子世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问宪》)等有关论述。这是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片面理解。     

孔子“教战”思想的再探讨

《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和"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两章,历来被作为孔子主张对民众实行军事训练的依据,因而认为孔子具有"教战"思想。这与孔子提倡"仁"、"文治"和反对战争的一贯态度相矛盾。《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即戎"作"節戎",而且,联系"教"的意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应该断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样,认为孔子有"教战"思想,其实没有充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