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孟頫为中心的元代陶渊明绘事及其意义

元代赵孟頫喜欢画渊明像时并书《归去来辞》和将渊明的绘事独立片段,以连环画的形式依次呈现。他画陶甚勤,有所寄托,笔墨下的渊明呈现出一种生拙混融,简率萧散的风貌,元代学习和后世题跋赵孟頫陶画的画家、诗人不乏其人。元代的陶渊明绘事丰富了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也表明陶渊明越来越深入地融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根基于儒家的生命境界——《陶靖节纪事诗品》与《陶诗真诠》论陶渊明

清末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和方宗诚《陶诗真诠》在归陶入儒时没有停留于概念化的文化归属上,而注意强调陶渊明不同于佛教、道教、隐逸等其他文化的个性,注意揭示其独特的存在特点、生命境界及其修养路径,即与天人同流一体、"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境界和"素位而行"、"修身以俟"的儒家修为路径,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为深细和系统的儒家陶渊明观。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个人"、"人类"的流变——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内在理路探析

曾作为"五四"战士的周作人,为何由"叛徒"变为"隐士",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个人"、"人类"关系在周作人思想谱系中具有重要性和独特性,以此为基础对他五四时期思想转变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可以为他前后思想转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依据。     

解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的遗民话语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写有不少谈遗民的文章,在民族命运面临深重危机的情境中,周作人与遗民文化的此番对话别具深意。周作人的遗民话语呈现了遗民思想与生存的真实性、复杂性,他肯定的是思想通达而兼具民族气节的遗民,对历尽劫难仍保有闲适情趣的遗民深具同情。在移民、忠义、降节者几种乱世人生选择中,周作人对遗民式生存有所肯定,然而其“以气节为时俗”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观念又使他对遗民式生存进行了价值颠覆。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汪精卫之陶渊明人格论探析

汪精卫的《读陶随笔》堪为论陶经典之作。汪精卫认为,陶公有"人心良而风俗淳"的志向、有"伯夷之清"的胸次、有"无往而不乐"的生活态度,汪氏着力于这三个层面展开剖析,以论证其"陶公为百世之师"的论断。汪精卫接受最为深刻的是陶渊明身上的"义"。陶公之"义"作为一种文化原初力,是汪精卫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义"被汪精卫异化了,它不再停留于心理层面,而是演变为一种疯狂地追求声誉与所谓"壮举"的行为。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是在宋代被追认的。在当时及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被误读着,即使受到不多的称赏也往往局限在非文学的或形式的维度。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陶渊明是较为寂寞的。这主要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表现为他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时代的差距与悬隔。     

王佐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兼谈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

王佐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代名贤,但后世对其研究却十分薄弱。我们需要在对其作品做具体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放在整个海南文化、文学史上,与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才能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王佐有关唐宋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代表着其咏史诗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南士人的某种心态。《海外四逐客四首》最具感染力;《读宋史》《崖州裴氏盛德堂》则是通过历史著作和历史遗迹的感发,扩大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表现其"宋史情结";对李德裕的态度有别于"四名臣";对苏轼虽持有异议,但诗中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片景仰之情;卢多逊、丁谓则成了其笔下的反面角色。他擅长于将人物放在政治大事中进行歌咏,将人的命运与政治得失紧密结合起来做出深沉思考。     

陶渊明与鲁迅——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变

鲁迅赞赏陶渊明以追求自由的方式安顿人生;受佛道文化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和陶渊明一样具有解构性,但更倾向于解构之后的建立;鲁迅认为陶渊明是“悠然”与“金刚怒目”的辩证统一,又强调后者,这是其社会关怀和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些评价中透视鲁迅对陶渊明归隐乃至对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     

自然与生命的完美融合——谈周涛散文

周涛的散文带给人们一种新的审美感受。在他的散文中,多以传达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内容为中心,在这些富有地域色彩中的文字中,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敏锐把握和对生命的丰富感受。     

论陶渊明诗歌的人情美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表现其做事态度的,还是表现其为人态度的,都体现出一种令人觉得欢喜、亲切的人情美。而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委运自然的人生观、任真自得与平和实际的人格特点,则是这种人情美形成的深层原因。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周恩来民族地区民生思想研究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鞠躬尽瘁为人民,用一生践行"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信念。他为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殚精竭虑,不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亲自领导了民族地区民生建设。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的民族地区民生思想。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