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以科塞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

社会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凸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解释和认识冲突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从一个理性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冲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冲突的正功能.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正是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试从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治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有效的应对、防治措施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寻构建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预防策略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与社会急剧转型的深刻背景紧密联系,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只有立足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现实,深入分析其发展现状和产生根源,通过深化改革、扩大民主、推进法治,广泛采用多种方法措施,扎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才能有效化解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降低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铺平道路.     

社会冲突的常规化管理:必要性、障碍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冲突的高发期,尤其以各类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对此,不论是政府的现实应对还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应急化管理的思路.冲突的应急化管理固然很重要,但是从它与常规化管理的关系以及当前冲突的生成过程来看,无疑是加强冲突的常规化管理显得更加重要和更为关键.不过,实现冲突的常规化管理面临着压力型体制、政府“一家独大”的社会管理格局、体制性迟钝、冲突过程兼具合法性与非法性、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等体制性和现实性的障碍.有鉴于此,可以尝试从冲突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程序化和层次化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重大群体件事件认知与阻断

当前由众多深层社会矛盾积聚而成并日渐多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凸显现阶段社会管理的滞后,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了“倒逼效应”。需要在科学、理性认知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目标、性质和功能的基础上,以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塑为前提,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以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为根本,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构建更为长效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     

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重大拆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及其治理——基于河南重大拆迁事件的考察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日益增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事件频频发生,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系统分析重大拆迁事件,可得知其具有个体冲突和群体性冲突并存、征收补偿问题仍是矛盾焦点、拆迁手段的多样化和抗拆手段的极端化、新媒体的介入加速事件的传播扩散等共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府行为失范、司法救济不力、补偿机制不健全、公民话语权丧失、媒体监督作用有限等社会问题。妥善化解拆迁纠纷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收入分配、产权保护与社会冲突: 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冲突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聚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详解冲突的发生机制和化解方法,通过将精英和社会大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行为纳入到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模型分析,进而发现,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都会减少群体性冲突行为的发生,反之,两者同时恶化往往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潜在原因。在一定范围内,精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同时改善双方的收入情况,以达到帕累托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打开了施政的空间。从长远看,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大众实现中国梦的保障。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

以问题研究为取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成因和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发生的、具有较多网民参与、推动或转化的有一定影响的非制度化事件.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以舆情监控为先导、制度规制为主体、技术规制为手段的风险规避机制加以应对.     

社会冲突论视域下我国群体事件电视新闻的话语特征与创新路径——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

用社会冲突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方法,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分析当前社会转型期国内群体事件电视新闻的话语特征与创新路径。当前我国电视新闻在报道国内群体事件时,存在刻意回避或删减社会冲突的情况,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单向性。国家和电视新闻媒体有必要借鉴社会冲突理论从调整新闻理念、媒体功能定位和创新内部话语机制等方面入手,发挥电视新闻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方面的积极作用。     

流动人口与社会安全

正过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原因多集中在拆迁和征地过程中,都是这个社会本土群体当中出现的矛盾。2011年发生的几次群体性事件表现了外来群体和本地群体发生的激烈冲突。就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流动人口和社会安全的关系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水库移民社会冲突的过程模型探讨——“理”与“法”冲突的视角

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是水库移民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分析移民冲突的发生过程,对于管理和处置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以SX水利枢纽F村移民与政府机构的冲突事件为例,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以"理"作为概念工具,从移民的"理"与国家的"法"冲突的视角解析移民冲突的发生过程。研究认为,正是在移民冲突的萌芽、形成、暴发和升级以及结果的全过程中,移民的"理"与国家的"法"不断地发生碰撞,移民的"理"被国家的"法"持续挤压,移民冲突"实践的增量"不断被激活,导致移民冲突的暴发和升级。总结移民冲突的发生过程,归纳移民冲突的发生过程模型。     

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

近年来,以互联网与移动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发展迅猛,而随之也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本刊特推出一组新媒体与公民社会参与研究的文章,重点关注新媒体对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广泛的参与性在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胡正荣教授的文章辨析了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社会参与的理论来源、社会功能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价值评析和诚恳建议;郭彦森教授着眼于网络参与的典型负面现象和焦点问题——网络群体性事件,重点研究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伤害及其防范;樊红敏副教授关注网络社会参与的一个积极现象——网络草根公益,以此为个案讨论网络新媒体在促进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作用和困惑;张淑华副教授围绕当前互联网社会参与的一种独特现象和典型形式——网络围观,重点讨论网络围观中的社会参与及其功能发挥过程中所呈现的两面性;钟瑛教授就如何规避新媒体中新传播现象的社会风险,从管理层面分析问题,提出对策。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功能分析

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的风向标、政治生态的曝光台、社会矛盾的聚光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积极功能使党和政府意识到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社会风险、社会矛盾以及政治生活的消极腐败现象,推动政府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边疆民族群体性事件:概念、治理模式与研究展望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衍生或次生概念,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上看,属于冲突或社会冲突的范畴。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主要有"违法标准说""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反映出不同学科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差异。西方学术界关于族群冲突治理的向心主义模式与协和主义模式理论模式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存在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1)前者倾向于大众参与,后者倾向于精英政治;(2)政治妥协达成的时机不同;(3)向心模式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主导政治生活,协和模式主张由温和派与激进派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4)两者在具体选举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协和模式实行偏好投票制,协和模式主张实行名单比例代表制。     

以利益协调为着力点,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难题

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普遍表现为以经济利益纠纷为根源,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然后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方式,以满足群众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诉求,化解矛盾,重构社会管理机制的基本逻辑,已经逐步演变为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的一种基本模式。应跳出这种依靠单纯政治工作方式的改变来解决农村基层大规模群体性社会冲突的思维局限,注重研究社会现象产生、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性因素,从依赖政府管制手段对付市场竞争中的不确定性,转变到依靠市场竞争手段,突出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来克服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构为着力点,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手段,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为目标,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为彻底改善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