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

由于近年所谓“海上丝路”热的影响,有关摩尼教入华路线的说法已出现非学术的倾向。本文从纯学术的角度,论证宋元时期福建滨海地域流行的明教,并非海路输入;而是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唐代摩尼教华化变异而来。作者认为,摩尼教之入传福建滨海地区,是古代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例子,有着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探讨摩尼教文明与闽文化之交融,不失为历史人类学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     

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

中国古代不乏从政治和文学角度描摹狮子的作品,但直至清初仍没有讨论这一动物的专门文献。伴随康熙十七年的贡狮活动而出现的利类思的《狮子说》,是第一篇从动物知识的角度讨论狮子的汉文文献,也是一部欧洲"狮文化"的简明百科全书。利类思试图通过《狮子说》传播西方的动物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动物知识;并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切入,试图打破佛教文献中关于狮子与佛教的联系;又通过质疑历史上陆路贡狮的可靠性,企图在中国开创基督教系统叙述狮文化的新传统。通过《狮子说》与亚里士多德《动物志》中有关狮子内容的比对可知,利类思《狮子说》中提及的"亚利",并非如方豪所说的为"亚特洛望地",更有可能是指"亚里士多德"。     

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

围绕其建立形成的礼仪规范和价值体系--"贡制",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脊骨.西南与南部的少数民族众多,在历史上多被冠以"蛮"、"夷"的概称,它们在很早时期就展开了与华夏皇权间的朝贡活动.唐朝国力强盛,诸夷宾服,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七十余番".故是出现"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四仪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兴盛场面.在当时的唐朝,经济、文化交流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杂缤纷,但是都被一"贡"字强势地掩盖住了.尽管唐朝时期的"封贡"在数量空间上有了惊人的膨胀与延伸,从地理与文化心理上来说,它仍然是华夏中心意识的巩固和延续.     

狮子变驴

狮子睡醒了,大声吼叫着。不知是谁在它的尾巴上挂了个标签,上面写着"驴",标着号数和日期,还印着一个大圆戳,旁边是某某的签名。狮子气坏了。它不知怎样才能除掉这些东西,是把标签摘掉,     

欧阳修的文献学方法

宋代著名文献学家欧阳修非常重视文献的考证工作,他精通"书证",立足文本,主动寻求文献依据来支持结论.擅长"理证",求情责实,情理推断法、逻辑论证法运用娴熟.尤其是在"书证"之外,又用"物证"加以验证,开启了后世"二重证据法".非常可贵的是,他还把"理证"和"书证"相结合,运用了综合考证的方法.     

卓强,首位赴非洲护狮的中国人

正一名公务员为了实现少年时产生的和狮子在一起的梦想,辞去公职,只身前往肯尼亚,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与狮子一起生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星巴(非洲斯瓦西里语"狮子"之意),发动一切力量保护、救助狮子,使其种群规模逐渐扩大。狮子也对他十分感恩,不但与他近距离亲昵接触,还在危险关头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叫卓强,是赴非洲保护狮子的第一位中国人。     

论元代的“华化”与民族融合——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分析中心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一部学术经典著作,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艰辛的努力考证了元代色目人(即文中所称"西域人")之"华化"问题,是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文章认为,元西域人"华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征服或民族同化,而是西域人主动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认同运动。这场运动背后不仅深藏着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悄然变化和民族融合势不可挡的坚定步伐,而且还暗含着中国历史上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之间的规律。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东西方商业观念之不同

案例:郑和与哥伦布之不同1407年明朝总兵太监郑和,遵奉大明帝国皇帝"宣示登基,耀威异域"的旨意,指挥200多艘"宝船船队"(据考证:最小的船只,也长达56米!)和两万多人,七次下西洋。例如,在1411年,郑和亲率明朝大军在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攻克狮子国的都城,擒获其国王和众大臣。明朝耗费钱财无数、死伤万人,目的是向各小国展示大明天朝赫赫国威和大明天子的慷慨大度。     

唐代诗文中“华胥国”意象及其内涵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唐代诗文,分析"华胥国"这一诗文中的常见意象,意在明确其内涵,为古为今用之借鉴。分析认为:唐代诗文中有的借"华胥国"歌颂盛世,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有的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还有诗文歌颂"华胥国"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的民俗,这些均丰富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内涵,并赋予了时代特色。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     

对宗白华关于中国艺术“虚实结合”特点论断的探讨

自从宗白华先生提出"虚实结合"是中国艺术的"特点"以来,迄今似乎还没有人提出新的"特点"。宗白华的"虚实结合"特点的观点还不足以成为中国艺术的"共性",有再探讨的余地。     

关于关中方言“却”字的讨论

关中方言"却"字白读如"渴"。白读如"渴"的"却"字在关中方言里常常用作副词或助词:可以用如副词"又、可、就",用如动态助词"给",用在"不……却"的结构里,是"那么"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又,又能,还,还能"等意思,用在假设复句的后续分句里是"这就、就、还"等意思。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庄子 ·秋水》 “旋其面目 ”考辨

<庄子·秋水>篇中的"旋其面目"一语,"旋"当训"还",系还返、回复之义;"面目"指与神情有关的面容."旋其面目",即是回复其面容."面目"不表"脸"或"头"义,"旋其面目"不能解为"转过脸"或"转过头来";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北海"即黄河所入之海,在黄河入海口之东;河伯"东面而视",所视即为"北海",也用不着"转过脸"或"转过头来".     

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

通过训诂与考证:一释"舟山"、"方言",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指出"方言的属性是语言的民族文化历史属性";二释"东海"、"文化",从语言的学科交叉,揭皛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的双向互动与历史变迁.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水浒传》中戴宗神行术渊源探究

<水浒传>及明清小说中的神行术,可分为直接在腿上脚上的器具、神帕、钻天帽、入地鞋、灵符等.神行术故事的来源,并非完全出于佛经的木鸟故事,还有中古时期僧传所载高僧们为自神其佛教的幻术表演.故事母题由梵入华的早期,道教法术就敏锐地关注并及时吸收.这一神行能力有时还被宣扬可通过服药获得.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神行异能的"飞毛腿",则是神行信奉由来的现实生活基础.     

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

本文根据清朝谢遂《职贡图》中《松潘镇属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龙安营辖白马路番民》与《石泉县青片、白草番民》三幅图画及其图说,对今绵阳市平武藏民及北川羌民的习俗进行考证,得出《职贡图》中的记载基本符合该地区藏族和羌族实际情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