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理在社区调解制度中的运用

社区调解制度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以社区"调解工作室"为标志的调解制度的新形式,它在化解大量的社区基础性纠纷方面卓有成效.本文认为,社区调解制度成功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调解主体--社区调解人将情理作为化解社区纠纷的一个重要调解规则,并深入分析了情理在社区调解制度运用时所具有的本质、特点以及功能,以期进一步促进社区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是彝区民间纠纷的传统调解机制,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本土纠纷解决资源。在肯定彝族民间调解制度对解决纠纷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文章在分析彝族民间调解制度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彝族民间调解制度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以期推动彝区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更好地为彝区的繁荣稳定服务。     

称谓、生命、巫术——称"父"为"叔"习俗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称"父"为"叔"是黄河三角洲地区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亲属称谓制度.结合文化主位与客位的角度,置这种亲属称谓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这种独特的亲属称谓本质上是一种民间巫术;民众创造这种亲属称谓的动机是对生命和家庭安全的渴望,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动荡的社会环境的应对以及对鬼神的敬畏,是融合了民间信仰观念和地方亲属称谓传统演化而成的一种色彩浓郁的地方性亲属称谓制度.     

"吃讲茶"习俗与民间纠纷解决

"吃讲茶"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一种专门的解纷习俗。它的解纷模式属于不同于国家解决和个人解决的社会解决模式。这一模式以临时集会的形式,以茶馆为纠纷解决场所,以"中人"或茶客为解纷主体,将民间调解与民间审判有机结合。它所走的多元化解纷路线、它对民间和谐文化元素和民间公共舆论场所的利用等因素,对于矫正中国今天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诉讼单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纠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民对土地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其中不少土地纠纷案,与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30年不变"的土地延包政策有关。当前农村土地纠纷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村民之间的土地争议;另一种则反映了普通村民和基层乡村干部之间的分歧。在解决这些土地纠纷时,各种民间惯例和民间习俗等农村非正式制度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国家政策制度形成一种互相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涉牛"案件引发的纠纷及其解决途径——以黔东南雷山县两个乡镇为调查对象

黔东南雷山县的永乐镇和达地水族乡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苗族、水族、侗族、汉族等,由于位于四县交界地带,此地社会治安一直不好,频繁出现的与牛有关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文中称"涉牛"案件)及纠纷,当地在处理和解决这些案件和纠纷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发生明显的冲突.目前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尚不完全具有应有的"亲和力",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容易渗透或者渗透不深.如果民间习惯法能够有效"定分止争",就不必用国家法来解决,以防止各族群众卷入无谓的纠纷或陷入旷日持久的、最终难有结果的诉讼之中,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有效降低解决矛盾纠纷的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效果.     

论社区调解制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本文认为社区调解制度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文化范式,其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我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发展,几千年调解制度的发展造就了特有的调解文化,而社区调解文化体现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向度,社区调解制度的人文精神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本文提出社区调解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法治的发展规律类似,这种内涵于社区调解制度的人文精神也集普遍价值与民族特色于一体,要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就应当创设一个社区调解制度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新境界,这个新境界就是通过建设一支优秀的社区调解人队伍,来表达社区调解制度的人文关怀,将人文精神落实在社区调解人所进行的生动具体的调解实践中,以培养人们对社区调解人的信任,树立社区调解的制度权威,使这种柔性的东方法律制度在世界法治模式中占有一席之地.     

滇西北特困民族社会转型中法律冲突的调适

滇西北特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传统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转型中,滇西北特困民族的传统法律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具体表现在国家正式社会组织制度与少数民族原有制度、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国家与民间原有纠纷解决机制、传统制度理念与现代国家制度理念四个方面.国家对滇西北特困民族社会转型中法律制度冲突上的调适选择可以采用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承认他们在民间社会中进行相对"自治",让民间法具有适当的作用空间.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山东省邹城市村镇人民调解制度调查报告

通过对山东省邹城市村镇人民调解制度的实地调查,总结出新的民间纠纷具有主体多元、类型多样、注重利益、易激性等特点,分析了由镇调解中心、管区调解站、村调解委员会构成的各级组织形式,总结了"十户三员"、"民情恳谈"、"评理会"等制度创新;阐述了现行调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优越性;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定位为基层政府指导下的民间组织、专事调解民间纠纷、合法调解协议书应具有法律效力等修改法律的建议。     

通过神话的社会控制——兼论神话作为民间法的渊源

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源头,神话通过其规范功能、纠纷解决功能、训诫功能和现存制度合法性证明功能的发挥,实现对初民社会的整合与控制.神话是初民社会联合的内在秩序的重要形式.作为"活法"的神话在民间法的规范结构中具有重要渊源的性质.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