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创作论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以其多变的色彩,不同的风格,不断地超越自己而给文坛带来了求新求变的新质。她创作风格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对文坛评伦家过去观点的挑战。王安忆小说以展示上海文化为审美对象,文中细腻委婉的笔触,对女性命运的历史关注,都标示出作家个人化女性写作的鲜明特征。小说创作中透露出深切的悲剧体验,是作家理性感受的升华,封闭性的情景设置,又使她的作品超越了世俗的时空,体现了王安忆更高的审美追求。     

从欲望写作到民间叙事的回归——论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王安忆作为一名当代女性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不仅受到来自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而且也深深受到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特别是女权主义的冲击,而这些影响的痕迹分别在她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中以不同的女性意识形态体现出来了。试就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的不同表现来探求其女性写作道路的变化发展轨迹:即从欲望写作到民间叙事的回归。     

一个重视心灵的作家──谈王安忆的小说立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王安忆在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中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观念，确立了一种新的小说立场。她把小说世界命名为心灵世界。本文试图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贯倾向、独特的艺术气质和生活经验等方面，阐释王安忆是个重视心灵的作家，这正是她之所以拥有新异的小说立场的深层原因。本文还对王安忆小说立场的意义作了简略分析。     

存在的感悟：论王安忆及其90年代小说

王安忆虽然已是当今中国女作家的领衔人物,但目前文艺界对她的作品的评价仍不够充分。她不仅能跻身于百年中国女性写作的最佳阵容,而且其整体创作业绩也已接近张爱玲的水准,是20世纪以降中国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的以长篇《长恨歌》为代表的90年代以来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女性写作的挣扎与困顿——论王安忆长篇新作《天香》

在当代文坛,王安忆是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脉搏和精神地理把握得最为准确、描写得最为细腻的一位女作家。而《天香》这部作品的问世无疑可以看作是"上海系列"的进一步完善,但同时也能清楚感受到它是作家一路创作以来将女性写作的困顿与挣扎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作品。通过对王安忆女性写作挣扎与困顿的解读,不仅能更全面地把握整部作品的精神维度,还能看到一位写作者的人生圆融之途在该部小说中的隐性存在。     

王安忆小说特质论

王安忆的叙事拥有双重取向--人的历史本源追寻,个体人生命秘密的探索.本乎真诚的写作和生活态度,使她执着探求和崇尚历史和现实真实,在创作中总善于由个体生命形态隐喻和推及对类的人的生存思索.这一治思途径和艺术趋向,使她能够在更深层次上贴近女性主义的创作策略.对"四不要"艺术原则的自觉追求,使她的小说拥有切近古典的单纯美与和谐美.     

论王安忆小说的“四不”叙事追求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旗帜鲜明的叙事追求,吸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叙事特征。王安忆探索推进创作的小说叙事理论,尤以1988年发表的叙事"四不"追求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1988年至今,其"四不"叙事追求中的某些观念悄然发生变化,随后的小说叙事实践也部分地实现了其"四不"叙事理想。王安忆的"四不"叙事追求、小说实践及其不要独特性却形成的独特性,都将给作家的长篇小说叙事带来有益启迪。     

谈话录(二):关节口

在王安忆创作的初期,有两件事成为她文学道路的关节口:一是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把她带进了时代的文学生活当中。另一件是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带给她一个宽阔的视野和背景。这两个关节口上的经历和接触的人事,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在当代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是被认为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她的创作表现出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的小说叙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丰富的内涵让读者可以多角度地进行诠释。从研究者较少涉足的"悲剧意识"为出发点,深入考察蕴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对人生悲剧性处境的体验和挣扎,感知作者因深谙人生的痛苦和悲凉而对同类产生的悲悯情怀,以及对命运无可奈何却不愿安之若素的抗争精神。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另一种“底层写作”叙事伦理——论迟子建近年来的“底层文学”创作

近年来迟子建的"底层写作"显示出了不同流俗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在她看来,是否具有道德感对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作家要"目光能直逼人性深处"。很多作品流露出其对底层生存者命运遭际的深沉关切与同情,但她没有将自己的写作建立在单纯的批判、揭露和控诉之上,而是在苦难之中发现人间的温暖和柔情。迟子建的创作,确立了更具文学性和意义内涵更为丰厚的叙事伦理与故事模式。     

逃离与回归——谈王琦瑶在《长恨歌》中的结构意义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是作家笔下上海文化的代言人,同时,这一人物在小说中还有着形式上的意义。她是沟通边缘与中心的媒介,体现出女性由边缘向中心的努力,同时也显示出作家在创作中从形式向意义的追寻。     

独辟蹊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都市化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上看张爱玲的创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命运的象征.作为都市文学的典范之作,张爱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爱玲将"五四"以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传统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为读者而艺术"的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她以超道德写作、个人主义写作、物化写作和奇异智慧的写作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有无限生机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     

走出乌托邦--评王安忆的小说

王安忆是一个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本体的强烈关注.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和写作功底的加深,王安忆女性意识呈现出明显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构筑"天使形象"的鸟托邦,叛逆的妇女乐园,用生活说话.每一个阶段都表露出作者对女性本体如何走出困境的深刻思索.     

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女性作家,奠定王安忆丰碑式文坛地位的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以女性的细微和敏感切入女性生活,在她看来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件华美袍,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只有一种存在物--人,那么女性就是这袍上万千种令人眩目的饰品,而隐在这些饰品背后的那一部分则是男性世界,这是做为"底"的世界.女性再繁闹也不过是佩饰,是坠子穗子,并且光阴会剥离它们的光彩.王安忆为女性的被动处境和易逝的红颜发出轻轻的叹息.     

上海情结与女性书写——从《妹头》《富萍》析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王安忆的小说一以贯之地强调女性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她以细腻的笔法、悲悯的情怀娓娓叙说着一个个女性的令人感慨的命运与灵魂,她的小说创作彰显了一种特有的女性经验与女性书写。她创作的《妹头》和《富萍》再次向我们呈现她的上海,一个处处浸透了张爱玲又处处浮凸着王安忆的上海。     

王安忆小说创作简论

王安忆是当代作家中创作风格变化最为多样的一位，其创作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通过对王安忆小说的综合分析，从中梳理出其小说是作家心灵世界再现，以及一直创新和求变的创作理念，指出了王安忆率性书写自我感受→对民间生存问题的挖掘→对都市人生的描摹→回首来时乡村路的小说主题沿革变迁的痕迹，从而探寻其小说创作发展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就是写“人”。     

王安忆小说中的童年意象

童年意象的运用是王安忆小说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成长中的儿童"是王安忆小说中特有的形象.以儿童形象为象征载体进行文化批判是对童年意象的出色运用.儿童视角的发掘使王安忆的小说取得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使细节化呈现文本的艺术表达方式与文本的精神内涵完美地结合起来.儿童视角的运用还让作家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世界,保持了独立、警醒的创作立场.     

王安忆小说叙事艺术思辨

王安忆坚持小说的故事性和叙事艺术,她讲的故事具有日常生活化和关怀人性与人生的特点;王安忆提出"小说的物质部分"强调小说的情节应当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是为了强调小说中理性的力量,总结创作规律,从而超越个人经验来进行小说创作.     

诱人的阴柔美碎片——解读卫慧的小说创作

卫慧的创作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品中较有代表性。近年来对她的作品评说较多,但大多是从"后现代"、"后殖民"等角度,只看到与传统的断裂方面,而忽略了对传统的承续。事实上,卫慧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作家,并且身处90年代的上海都市社会,其作品还有另一种为评论者所不见的情绪、意蕴———类似古典阴柔美的审美意蕴。这既是中国传统阴柔美文化对作者创作的潜在辐射,也是作者为扩大作品影响的一个写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