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乡村调解与治理——一个法律人类学的分析

本文基于法律人类学分析方法,考察了当代中国农村的调解现状,以此揭示乡土社会中的治理秩序、权力-权利关系和制度、权力、文化结构的变迁,探索农村纠纷解决和基层治理的经验与挑战,指出法律赋能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可能路径,从而力图为中国当下的宪政理论提供必要的方法论补充.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共参与——对湖北省H镇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村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民间纠纷也越来越纷繁复杂,不断呈现新的特点,传统的纠纷调解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在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推动的同时,开启公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拉动力.要重视发挥政府、社会、民众在民间纠纷调解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培育社会和个人力量,将纠纷调解中的公共参与机制作为治理手段发挥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达成良好互动,以有效化解纠纷,推动乡镇治理和地方善治,维护乡土社会稳定.     

乡土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作为调解主体的乡镇法律服务所

关于乡镇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否继续存在的争论很多,但多缺乏有效的实证研究作为其立论基础.本文基于对一起真实个案的分析,探讨了乡镇法律服务所在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和运用的特殊规则性知识,从而得出结论,乡镇法律服务所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有其生存的客观基础而继续存在,并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农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当前农民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或策略上,优先选择村委会,而传统家庭及其它传统权威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逐渐减弱;调解依然是农村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对纠纷解决方法的选择存在影响.     

网络团购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网络团购是基于互联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它涉及团购组织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商家、参加团购的消费者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一些团购经营者的诚信缺失及立法规制的相对滞后,网络团购纠纷日益多发且没有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了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五种纠纷解决方式,可据此并结合网络团购消费纠纷的特点,构建包括和解、申请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在内的多元化的网络团购纠纷解决机制。     

中日诉讼外调解制度比较

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和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是两国诉讼外调解制度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调解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民间ADR的一种;而民事调停制度附属于法院,是一种具有广义上的司法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此外,两种制度在调解组织的性质和权限、可调解的纠纷范围、调解中的强制性因素以及调解程序与司法权的关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日本民事调停制度中司法权的有效利用可为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中国农耕经济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

中国农耕经济以有限的土地资源与血缘家族结合和平衡 ,产生了超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 ,唯有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 ,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 ,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 ,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 ,乡村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大发展 ,小城镇不断崛起 ,从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冲击和改造农耕经济 ,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开始松动 ,业缘关系长足发展 ,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入初级阶段 ,并产生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的三大有效推进方式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院调解--对我国法院调解重兴现象的法理分析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在经历过由热到冷的变化之后,即将迎来一个重兴的历史时期。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必然性。同时,法院调解的重兴需要优化重构,而再构的法院调解制度应当注意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批判与吸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院调解制度。本文将这次重兴放置于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从而认为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应以当事人主义为中心进行定位。文章认为,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是我国调解的传统、全球司法改革的潮流、调解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大调解”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法院调解的重兴与再构中,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本土资源与域外经验,切不可持机械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态度,从而进一步论证,法院调解的重兴与法制现代化建设并行不悖,重兴的法院调解制度必将对法制现代化建设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并成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

本文在介绍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近代私营企业对其社会网络的构建,包括近代私营企业与政府及官僚的关系、与帮会的关系、与商会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以及宗族关系和乡土关系等,阐释了近代中国私营企业对特殊年代的特殊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族亲与姻亲的变奏：北方农村主要社会关系类型研究——对大庆市三个村庄社区的田野调查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时,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认为血缘关系是联结乡土社会关系的纽带。通过文献考察及田野调查,北方农村社会关系仍然处于差序格局框架下,但是,姻亲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居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姻亲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拓展,是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范围的扩大与内涵的变化,表明目前农村社会仍然处于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中国调解工作室制度研究——基于上海与广安模式的考察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利益格局处于急剧的调整之中,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处于高发阶段,而传统的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解决能力方面不断下降,各种新型调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浮现,调解工作室则是传统调解组织社会化的代表之一。调解工作室是以调解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工作室,作为新型调解组织,调解工作室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当前我国典型调解工作室的比较研究,分析典型调解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和机制特点,从而探究我国调解工作室制度运行的社会结构,深化对我国新型调解组织在转型期社会的独特社会功能和价值,从而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司法调解机制及其完善研究--以广西解决涉东盟商贸纠纷实践为视角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司法调解及其机制存在调解的自愿性保障不足、调审不分、调解结果的履行保障欠缺等问题。对此,应坚持以法律规范为主、以道德规范为辅,在维护法律权威前提下兼容其他社会规范的原则,以及效率原则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同时,完善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司法调解机构与调解员制度,建立与完善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司法调解规则,完善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司法调解机制基本程序的规定。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差异与契合:村落家族文化与农村法制现代化--村落家族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个案研究

意图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家和致力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不能不对内容广博的中国乡村文化,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村落家族文化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中原大地农村,村落家族文化经受了法制现代化的洗礼,在社会不断变革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并与法制现代化在差异与契合中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范式。中国国家法制现代化肇始于清末,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中国农村的法制现代化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按照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中国农村的法制现代化既不能机械照搬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也并非盲目继续以往人治天下的传统模式,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就是在继承村落家族文化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制现代化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法院调解的正当性

法院调解制度一般被视为审判权的组成部分，但是实践中往往仅从司法权的视角来看待法院调解制度的运用，并未从纠纷当事人的视角来审视法院调解制度。其实，法院调解应当是一种与法院审判并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可相互流动或交错运用，但不能理解为二者属于相互隶属关系。尊重当事人合意，以当事人为本位，是法院调解的正当性基础，合意与权威的平衡是法院调解的两个维度。     

调解对于构建和谐婚姻家庭的独特价值

婚姻家庭纠纷不同于其它普通的民事纠纷,其最大的特性体现在婚姻家庭纠纷当事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或亲情,而注重恢复和维持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调解以其特点和比较优势在解决此类纠纷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调解的解纷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调解制度.     

移植、解构与抽空: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移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小共同体构建和集体记忆,他们融入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结构;同时,随着城市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侵吞,乡土文化力量则在悄然退缩,借助动摇民间信仰和弱化乡土社群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悄然解构乡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主要发生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妥善处理农村矛盾纠纷 建设幸福农村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认为，幸福建立在生理和社会双重基础之上，强调个人与社会的融合是幸福的重要保证。当前农村存在着一些突显的矛盾纠纷，而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和纠纷，直接关系到农村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建设幸福农村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