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籍贯考

陆机是我国晋代著名的诗人，他的籍贯一直仍存有争论，学术界并存着吴郡吴县人和吴郡华亭人两种说法。华亭之议起因于陆逊受封为华亭侯，又有陆机临终时的“华亭鹤唳”之叹，但考察史实，疑点颇多，故本文对陆机是吴郡华亭人的说法进行反驳。     

《辞源》商兑二例

吴郡《辞源》的释义是:“地名。东汉顺帝时分会稽郡置,约有今江苏长江以南全部,及长江以北迤东之南通、海门诸县地。治吴。”这一释义不全面,不准确。“吴郡”一词最初见于《史记·灌婴列传》,灌婴“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汉书》中亦有,《高祖纪》:“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博阳节侯周聚。以卒从丰,以队率入汉,击项籍成皋有功,为将军,布     

《吴郡图经续记》考述

北宋朱长文修纂的《吴郡图经续记》,是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早的苏州地方志。这部方志宛如一幅历史画卷,向人们展示了苏州九百多年前的各方面情况。这对于人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创造这一地区的未来,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然而,对于这部重要方志,人们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下就《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生平及其史料价值、编纂刊行等有关问题略加考述。一、作者朱长文的生平及其着述《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朱长文的生平,《宋史》本传仅寥寥百余字,朱氏的许多生平事迹,都语焉不详。因此,有必要对《宋史》本传作个笺注式的补充,庶几对朱长文的生平可以勾勒出一个概貌。     

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

楚汉之际,在江东出现有鄣郡、吴郡、会稽郡,但是《汉书·地理志》不载吴郡,所记会稽郡的地理范围包括了吴郡。清代考据学家对吴郡、会稽郡建置沿革进行了考证,仍然没有一个定论。据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有四种说法:一、《元和志》越王无强为楚所灭,楚以其地并吴立为会稽郡;二、《史记·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寰宇记》秦灭楚以越并吴立会稽郡;三、《汉书·高帝纪》: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一县立刘贾为王。……《汉书地理志稽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夺稿事件解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大夫夺稿事件，是使屈原一生命运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但这一情节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夺稿”当释为“强行改稿”，而“与”字则应释为“允许”。     

试论学报编辑改稿

:文章从三个不同侧面 ,阐述了学报编辑改稿的必要性。强调改稿时需要掌握的三个基本原则 ,即 :尊重作者著作权 ;保持稿件的原有体系和风格 ;遵循规范化。并指出在改稿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以人为本的当代内涵

作为科学发展观实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代表着不同的阶级理想和阶级内容。现时代的“以人为本”是以“现实的、社会的人”为本；以“现实的、社会的人”为本的核心是“以人民为本”；现时代的“以人民为本”最主要的是以“人民的生存境遇”为本。“本”是根基、原则和目标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     

“三吴”、三洲地望辨解

历史上对“三吴”的考证众说纷繁 ,莫衷一是。本文从吴兴、吴郡、会稽说 ,吴郡、吴兴、丹阳说与苏州、湖州、润州说 ;以及以苏州、湖州、常州等为“吴中”说等进行辨解 ,判其得失。“吴”地的出现 ,从文物上见之于商器铭文。新发现的两处鲜为人知的历史地名“西吴” ,可以确定以湖州、常州为三吴之“吴中”中轴线。从新发现的“西洲”、“三洲”地望进行考证 ,又明确了这一横轴线是江宁———太湖西岸这一地区 ,即古代中江、秦淮溧水干流之地 ,为江东、南洲、洞庭文化区块 ,亦即上古所谓蛮夷之声的东音 (东阳音 )、南音地带 ,而六朝吴声西曲即其余音     

“君子之道”之今鉴

文章通过《论语》一书，探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从中归纳出君子“仁义为本、以善为怀”等六个方面的优秀品质。以此作为人们思想言行的准则。     

阿甘本的典型说：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论

吉奥乔·阿甘本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论：典型说。阿甘本认为典型是具有个别性与代表性的实例,它通过类比逻辑以个别代表一般。但典型不仅是一种以“旁本体论”为存在方式的具体事物,同时也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阿甘本建构典型是为了理解更为广泛的历史语境问题。其中,神圣人、集中营等典型形象代表了阿甘本典型化的反面运用,圣方济各运动则代表了其典型化的正面使用。将阿甘本的典型说与中国的艺术典型理论对比,可发现其典型理论对传统“一般—特殊”二元框架的超越。但在建构典型说的过程中,他是否弱化了具体实例的个别性,此点仍待商榷。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万历28年袁宏道退居柳浪湖后,其诗文理论与前期相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袁宏道前后期关于“真”的内涵的界定、审美追求、创作实践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大体勾勒了其后期诗文理论的轮廓。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藏书家。他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三袁接受心学的来源渠道之一。袁宏道视其为师,并且,他的文学发展观、“性灵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同时,他和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友善,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辨析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对公安三袁接受心学的途径、影响程度、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明代文学思想的嬗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清晖流响 风格即人——吴均之“格调”论

以《与朱元思书》为代表,吴均与友人书札的山水小品,其清峻脱俗而又不失富丽精工的格调,绝立于"绮縠纷披,宫徵糜曼"的齐梁文坛。同时也营造一种清新恬淡的"无我之境"。     

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

晚近著名学人就元杂剧版本问题多有论议,并由此贬抑《元曲选》,大抵发生在1915年《元刊杂剧三十种》被影印、便于学人利用以后。1938年,明人赵琦美脉望馆所藏抄校本元明杂剧二百多种发现以来,元杂剧版本问题更受学人注意。《元曲选》的编选者臧懋循师心自用,改动曲文,招致批评,是为事实。但此类批评不宜绝对化。与诗文流传情况不同,戏曲剧本在传播过程中常遭艺人改动,讨论元剧版本时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当更切合实际。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