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梯尔问题和知识的辩护强度

盖梯尔对知识的传统定义——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为了解决盖梯尔问题,哲学家提出了多种新的知识定义,但迄今为止未能达成共识：这些定义或者无法阻止新的盖梯尔问题产生,或者极大地缩小了知识的范围,从而导致怀疑论。语境主义知识论放弃了知识为真的要求,因此可以很好地避免怀疑论。不过,其中最具影响的刘易斯等人的理论仍存在不少问题。基于辩护强度的语境主义知识论可以克服这些问题。该理论认为不同的语境要求不同的辩护强度,而不同的辩护强度要求则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知识,造成了“知道”或“知识”的不同含义。因此,只有确定了“知道”或“知识”在某个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即所要求的辩护强度,才能准确判断该语境下某个命题是不是某个主体的知识。这一理论更符合常识对知识的理解,在避免怀疑论的同时也能解决盖梯尔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知识论的另一个问题——抽彩悖论。     

金岳霖的知识概念及相关比较

金岳霖没有直接回答何谓知识,但揭示了知识事实是关系事实,知识等同于真命题。他立足于常识,肯定知识之有,回答了知识的可能问题和知识的限制问题,但又明确指出他的知识论不涉及这两个问题。当代知识论学家在普遍接受柏拉图知识概念的同时,通过回应盖蒂尔挑战来完善传统的知识概念。为此,他们提出了无假信念条件、挫败条件、可靠性理论、结论性理由以及因果理论等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无法弥补传统知识概念的不足和缺陷。金岳霖的知识概念与当代知识论中的知识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后者主要表现为金岳霖和当代知识论学家对知识有无明确的定义、知识的构成要素、怀疑论的挑战、知识概念的分析方法等方面持有不同观点。     

金岳霖“译意”“译味”观再解读

金岳霖在其哲学代表作《知识论》中，设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问题，从哲学家的视角开创性提出了译意和译味的概念，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范式。通过分析译意和译味的哲学基础，系统梳理了金岳霖翻译思想，并对其思想中有关文学作品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科学辩护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

当代科学哲学家,无论是赖欣巴哈还是波普尔,都注重科学辩护的研究.科学辩护的逻辑中包含着一种科学探究或知识创新的模式.波普尔的假说检验模式具有较强的知识创新功能.     

规范论证中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

在当代物理学中,描述自然界里的基本粒子及其基本相互作用力的理论都是规范理论。为什么它们都能够用统一的规范理论框架来处理?物理学家认为存在一个把整体规范对称推广到局域规范对称合法性的所谓规范论证,物理学哲学家对此基本上持反对态度。我们试图从科学哲学角度说明物理学家的规范论证主要处于发现的语境,而物理学哲学家对规范论证的异议主要出于辩护的语境。基于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区分的合理性,我们试图说明规范论证和对规范论证的异议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甚至可以用语境论理论观统一起来。     

近代哲学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辩护及其后果

近代哲学是在接受科学知识具有确定性这一前提下寻求为科学知识确定性辩护的。经验论以感觉经验为原则并坚决地贯彻这一原则 ,不但没有达到辩护的目的 ,反而导致休谟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 ;唯理论从理性的“自明”性和推理即理性自身寻求为科学知识确定性辩护 ,也遇到无法克服的困境 ;二者的发展 ,越到后来越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持更多的怀疑 ,更多地接受经验知识的偶然性。康德哲学的主题也是为科学知识的确实可靠性辩护 ,但他的辩护是牵强的并导致“物自体”的不可知和“二律背反”。黑格尔在批判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基础上 ,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认识是主客体的双向互动的观点 ,为后来知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试论金岳霖在译学领域的建树

文章对金岳霖在我国译学领域的建树做了探讨。金先生的《知识论》15章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从新的视角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他摒弃了传统的"直译、意译"的提法,首次提出"译意"和"译味"的概念。文中对"译意译味说"做了分析探讨,认为与传统的"直译、意译"相比,它更能切中要害。它不但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而且更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减少不必要的纷争。更重要的是,金岳霖用哲学家的睿智为后人奠定了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和思维方法。文中还用翻译实践的译例对金岳霖的"译意译味"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验证,进而肯定了金岳霖对我国译学建设所做的开拓性贡献。     

西方大众文化辩护理论的辨析

西方大众文化辩护理论是大众文化批评史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它执持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对确立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地位功不可没。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文本大多刻写着擦抹不去的西方文化理论的痕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及本雅明、费斯克等在大众文化的辩护上不谋而合。大众文化辩护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在关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上避免了或肯定或否定的单极化评价模式。     

实验的知识论——一种实验哲学的研究进路

实验哲学是近年来新近兴起的一场哲学运动。它试图运用社会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实证方法探究普通大众对一些具有普遍共识的哲学命题或理论的直觉判断,通过经验数据的分析,或质疑或验证这些命题或理论的合理性。传统知识论认为,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盖梯尔问题的提出,引发人们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争论;实验哲学家也加入到争论中来,认为传统知识论赖以立论的基础是人们直觉的普遍性、可靠性,而他们运用实验方法证实,人们的直觉具有易变性、多样性,从而挑战了部分知识论观点。     

知识论分割为二的哲学观点——科学哲学认识论特点

把知识论分割为二 ,彼此尖锐对立起来 ,重视、抬高一个方面 ,轻视、贬低另一个方面 ,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认识论特点之一。如此分割是从两个要点进行的 ,一是发现和辩护的分家 ;二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对峙。前者是对知识论统一过程的分割 ,后者是对知识论辩证方法的割裂     

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

中国传统哲学在方法上擅长演绎而不善分析,在价值取向上重人伦而轻物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论的不发达.20世纪40年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写成了<知识论>巨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论体系,从而在知识论领域进行了一次新的开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论研究长期薄弱的状况,奠定了中国知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知识论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价值.     

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论刑事诉讼中的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

:辩护权是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权利,辩方可以从被追诉者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方面进行辩护,也可以从公检法机关的违法诉讼行为方面进行辩护,前者是实体辩护,后者是程序辩护.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都是辩护,但却是不同类型的辩护,所以,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之间必然存在很多区别与联系.纵观我国,实体辩护总是凌驾于程序辩护之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程序辩护不重要,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程序辩护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之重视程度不够.程序辩护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应当与实体辩护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比翼双飞.鉴于我国的现状,我国应在理念、立法和实践方面进行完善.     

张东荪与金岳霖：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

张东荪和金岳霖是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巨擘，但他们各自所建构的知识论系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表现在人类知识的诸多根本问题上，从而呈现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就其中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间接呈现与直接呈现、写真与非写真的问题而言，二人的差异表现在：张东荪坚持“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和“非写真说”，而金岳霖则坚持“外在关系说”、“直接呈现说”或“直知对象论”和“写真说”。二者的差异并非表明孰优孰劣，但说明了在金岳霖之外．张东荪对于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及其争议

道德知识论是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交叉研究,着重探讨道德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基本问题。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回应、道德知识的性质以及道德知识的确证,是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道德知识论在当代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未受重视,与人们对道德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关。从更为广义的知识论视角来理解道德知识,有助于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并解决或消解关于道德知识的性质和确证的诸多争议。重视道德知识论研究,既能够为道德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又能够为知识论在其分支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我国死刑案件有效辩护制度的构建

有效辩护制度是保障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重要途径。有效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有效辩护的判断标准和无效辩护之诉制度。我国死刑案件辩护缺少统一的辩护标准,也没有针对律师辩护质量不合格的程序性制裁措施。有效辩护制度从死刑案件辩护律师队伍的建设和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评价两个方面为死刑案件的辩护质量提供了判断标准。有效辩护制度将律师的辩护行为作为法庭的审查对象,在现有的判决形式中,增加对于辩护行为是否有效的无效辩护之诉,为死刑案件的辩护质量提供程序救济。     

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理论科学性的辩护研究

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世界,而西方学术界所研究的重要论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但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研究者往往站在统治者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进行解读。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却和实证主义有着直接的关联。巴斯卡领导的批判实在论作为一种科学哲学,是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研究社会实在方法相对于理论科学性的实证主义辩护,更加贴近于巴斯卡所创立的批判的实在论。     

解读波普尔客观知识理论的本质与特性

20世纪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其著作《客观知识》中提出了一种反对传统知识观的客观知识理论。尽管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从科学划界、证伪方法论、知识进化观等单一层面对这一知识理论进行了述评、辩护或批判,而对波普尔知识理论客观性、自主性和进化性却未能给予整体性的观照,从而在评价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时出现了见仁见智甚至“盲人摸象”的图景。文章旨在通过对客观知识理论本质与特性进行整体性解读,一则对波普尔的知识理论作出合理的评价,二则对人们建构新的知识观提供方法论借鉴。     

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本文反思了传统法学理论在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方面的狭隘认识论观点 ,在吸收当今理论界的一些开拓性观点的同时 ,提出作者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本文认为 ,程序主体性理论从平等理性的角度奠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伦理学基础 ,民主原则则从合法性角度为刑事辩护制度奠定了政治学基础 ,而对立统一规律构成了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论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骑墙式辩护”

"骑墙式辩护"是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而日益显现的一种辩护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辩护冲突和利益均沾。除了被追诉人与辩护人的认识分歧外,其更多是在当下无罪判决率极低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难以保障情况下的一种辩护策略。这种辩护冲突有三种形态:一是同一辩护人的前后冲突,即在定罪程序中作无罪辩护的辩护人,在后来的量刑程序中又作量刑辩护;二是同一辩护阵营内部的冲突,该形态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在由两位辩护人参与辩护的案件中,其中一位配合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另一位则作无罪或者量刑辩护。第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辩护人作无罪、量刑辩护或者相反;三是行为的前后冲突,即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字的辩护人,在后续诉讼活动中又作无罪或者量刑辩护。对"骑墙式辩护"应区分不同情况或予以保障或进行规制。无论何种形态的"骑墙式辩护",法院应尽可能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以体现对辩护权的尊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