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钱穆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为西北大学师生作报告

<正>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做客"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七十七讲,为西北大学师生做了题为《礼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讲座。彭林教授从梁思成先生1948年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报告《半个人的时代》讲起,认为,礼乐文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礼乐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周公、孔子、韩愈、曾国藩、钱穆等人都从     

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文章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中心,以书中所收录学人的取舍标准作为切入点进行考论,再将其置入其与《国学概论》、《清儒学案》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四部著作所组成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阐明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观点演变与其著述体例建构的内在联系。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简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粱、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粱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论戴景贤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

戴景贤是钱穆去台湾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他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解读钱穆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认为钱穆的学术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特殊性 ,既具有历史性 ,又具有时代性 ;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求钱穆义理思想的根源 ,认为独特的儒学观是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戴景贤的解读虽然不是全面的 ,但却是独特而深刻的。     

“述而不作”中的“天人合一”思维——以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为例

"述而不作"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意蕴,更具有深厚的道德意蕴。这个思想与中华的"天人合一"思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述而不作"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不"妄为",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在学术领域的体现。钱穆是20世纪学通四部的国学大师,他的很多著作都离不开"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透过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能加深对"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关系的理解和对中华文化特性的把握。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上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更读得精,动不动—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钱穆和李学勤对《左传》看法的比较

《左传》是中国史学的一本名著,许多著名的史家都对其称赞有加。本文对钱穆和李学勤先生对《左传》的观点加以比较,发现他们理论的基础是相同的,即肯定《左传》真实性和记载内容的丰富性。区别在于两者看法的适用范围不同。由此彰显出一位通家和专家学术视野的差异。且钱穆强调《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学勤强调“基础”功能,笔者认为这和疑...     

对钱穆《师友杂忆》一则重要记述的补正——兼及朱怀天生平事迹考辨

钱穆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学大师之一。他晚年定居台湾,在记忆衰退,又无大量文献可供稽考的情况下,耄耋之年写作回忆录——《师友杂忆》,因此记述难免出现偏差。但瑕不掩瑜,此书仍旧是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录,有着它书所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文章主要利用1921年7月印行的《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与《师友杂忆》比较参证,逐次辨析朱怀天生平事迹,去伪存真,增补缺失,力图完整展现钱穆与朱怀天交往的全过程。[1]     

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抗战时期钱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主要反映在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本文就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如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和融会中西文化的思想作了具体的考察和研究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钱穆《秦汉史》评述

相较于《国史大纲》而言,钱穆所作《秦汉史》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甚至钱穆本人对其亦一度未曾多加留意:一来此书未能终编,书中对东汉内容并无关涉,只能称为"半部"《秦汉史》;二来此书本不为读者而作,实为课堂讲义性质,故而不以史实叙述见长,而以思想文化为主脉贯通始末,对读者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指引,其中诸多创见颇具启示性。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