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部落理论的研究

米歇尔·马费索利认为,多形态的社会本能已经出现在长期定义了现代性结构的同一性背后,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性基础的价值开始萎缩,新的价值逐步占据上风。理性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功能的逻辑让位于角色的逻辑,机械的逻辑让位于有机的逻辑,未来的逻辑让位于当下的逻辑。部落成为感情共同体的隐喻,它不仅构成了后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而且促成了对于时代精神的创建。     

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证据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一套新的后现代价值观改变了全球范围内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性的规范。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向,仅只是正在发生的从现代价值观到后现代价值观转向这一更加广泛变迁中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经济繁荣固然有助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但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则是通过代际价值观的更替得以实现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倾向于带来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文化变迁。这种变迁是与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相关联的一种更加广泛进程的一部分。而主观幸福感在使民主制度合法化过程中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     

后现代精神与教育目的观的转向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便开始面临新的危机,即不自觉地走向启蒙计划的反面；也正是这种危机最终促成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潮流的形成,促成时代精神的重大转折。这就是后现代精神。后现代教育秉承后现代精神的批判气质,在解构现代教育所遭遇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等困境的同时,也促成教育目的观向有机主义、多元歧异以及现实生活的转变。     

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性社会学方法论探微

比照"数学—物理"的科学方法建立自身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使西方现代社会学自18世纪以来获得重大发展。然而,这却改变了社会学原本的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继承,社会学分析逐渐疏远了人本身。米歇尔·马费索利认为,目前的西方社会正在从现代性阶段向后现代性阶段过渡,应当使用更加感性和更加贴近社会现象的方法去理解和认识这样的社会变化。换言之,新的方法论思想能让社会学家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世界的如其所是。这不仅涉及到社会学的具体方法,如描写、类比等;也涉及到有关后现代性的一些理论观念,如"积极寻根"、"形式主义"、"部落"等等。     

黑人音乐与流散黑人的认同性意义:兼论保罗·吉洛伊的流散理论

黑人音乐是全球化时代的流行文化,更是流散黑人的灵魂。黑人音乐在生成过程中以音乐的形式记载了流散黑人的种族经历,表达了他们的非洲记忆。黑人音乐在西方社会呈现的双重意识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反映了黑人音乐在产生、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张力。因为西方社会的单一文化特性强调催生了当代流散黑人的认同意识,但黑人音乐的复杂性与混杂性又决定了它在流散黑人的认同性建构上的"拱形"非洲主义,既疏离于西方社会寻求精神家园的异质与回归,又并非真正回归非洲主义,表征为一种认同过程中的乌托邦主义。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吗?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是汉语学术界近来渐占上风的一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误读,其根源在于未能领受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不同本质,因而或者把文学艺术意义上的现代性等同于作为历史逻辑/世道的现代性,或者对后现代性中尚未充分展开的全新生存逻辑和世界结构视而不见。真正的后现代不是现代的一部分,而是彻底超越了以主体—客体二分法为基本逻辑的现代性的全新时代,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折。     

都市与乡村的异构：“李子柒现象”之人类学解读

从人类学视野看,"李子柒现象"是都市与乡村相互异构的新网络文化镜像。李子柒视频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乡村图景,是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画面,也是对农业社会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高度浓缩。都市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也带来了诸多现代性问题。"李子柒现象"表达了都市人们对传统乡村世界的憧憬与想象,表征传统乡村文化的"复魅",也深刻说明传统乡村生活是反思现代性的空间所指。     

法治主义叙事: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间徘徊

构成中国法治主义叙事基础的现代性理论,受到了来自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本文梳理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理论诉求与认知价值;归纳了后现代法学的理论与旨趣,认为后现代法学的意义在于摧毁了事实、价值、制度、进步、本质、权威、主流的绝对性神话;描述了当下中国法治主义话语与制度建构基础的不确定性与前途的可选择性,及其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间徘徊的内在焦虑与无可逃遁的艰难抉策,并相信后现代法学有助于中国法治主义运动在科学主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定位和有效生长。     

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

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进程内蕴世界市场的生成，世界市场的发展构成世界历史演进的基础，两者内在的时空辩证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时空维度中的总体存在状态，本质上指向资本逻辑的时空双重维度。资本通过世界市场使得其抽象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在凸显资本主体性的同时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己性力量的生成。西方学者对资本逻辑的诊断呈现为回到“前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以及自反“现代性”等多样化的“现代性批判”思潮，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危机。马克思在“解蔽”和“澄明”的双重进路中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提出了辩证扬弃资本逻辑的科学解放方案。     

公共行政中的现代性：历史逻辑、发展趋势与策略选择

西方公共行政中的现代性在演进过程中经历形成、拓展和重建的发展逻辑,并展现出技术主义、科学主义、专业主义和企业逻辑等特点。当西方公共行政中的现代性在面对后现代性挑战时,不应被抛弃,而应吸纳后现代性的有益思想来对现代性进行重塑。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当前公共行政面临着现代性不足的困境,应采取由浅入深、渐进推动的策略来促进现代性的成长;另一方面,为了规避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现代性过度的危机,我们要利用后发优势,在某些领域批判性地吸纳后现代性的有益思想来重塑现代性,从而为未来行政改革指明方向。     

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既要受到学术共同体思维进路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变迁的制约。法律社会学孕育、成长于现代性的母体中,现代性是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内在理据。现代性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线性的历史时间意识,长久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理论传统的主导维度。全球化时代,时空体验的巨大转变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时间移到空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或全球性的转变,使得法律社会学的现代式的研究范式面临终结,新的研究范式(全球性的)需要建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正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教育的使命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论域的形成与展开,无疑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重要事件。本文无意于较深地介入这一讨论,而只是想通过对现代性的历史根源,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初步梳理与分析,以阐明发展中国家所应秉持的文化态度,并由此进而彰显我们所应担当的教育使命。     

现代性难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世纪末的困境和新世纪的展望

现代社会经数百年“理性化”发展,世纪末的人类正面对着现代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和历史。在对人类生存规范基础的先行澄明基础上,依照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问题意识和针对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着眼于现代性两难的现实,努力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     

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部落游牧性

与建立在独立个人契约联合基础上的、在近现代期间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相反,在当前,我们看到了原始型的(即古老的)形式的返回,它与原始社会的游牧生活和部落制重新连结。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返回并非是以一种循环的方式进行,而是螺旋形;这是因为它同时结合了传统的形式(部落)和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这样的意义上,与马克斯.韦伯告诉我们的"世界的除魅"相反,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复魅"的诞生。     

现代性视域中的“犹太人问题”——论青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青年马克思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现代性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现代性的政治革命使人从＂人的依赖性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同一性逻辑＂却遭到犹太人这个异己因素活生生的否定,从而也暴露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伪特征。青年马克思通过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等范畴,洞察到了现代性解放逻辑的限度及悖论。他批判现代性的自由观,并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他以独特的思维逻辑,开辟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路向。     

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之经济法分析

社会性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特征。对企业社会性的认识是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逻辑前提,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其由道德责任层面上升至法律责任层面的必然。在研究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时,要充分认识到其社会性特征与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国家干预理论、社会本位理念等法理命题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强调应当以其社会性特征为主线,通过运用关联性分析方法,去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真实存在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相关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形态的特殊性,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中国文艺境界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现代裂变

传统与现代在 20世纪中国有着持续百年的长期冲突,20世纪文艺境界论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冲突,可以作为反思百年文化冲突的切入点。“治心以有内心”是中国古代文艺境界论传统的“传统性”,它所体现的是“以心体天地之心”、“赞天地之化育”的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西方现代性在线性时间观主导下,凭借科学技术力量控制自然而打破了自然节奏;同时,资本逻辑成为整个生活的支配性逻辑,其力量渗透到世界各地区。面对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艺境界论传统发生了现代裂变,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经历了一个“蜕变”、“断裂”与“复归”的过程。     

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的有益尝试--序杨敏《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关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现代性特征的一种研究》

社会转型发生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的总体历史进程之中。因此,以现代性作为研究视角,将特定时空范域中的社会转型过程置入到世界性的总体进程和格局中来观察和思考,可以更为充分地显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与本土性和个性特征,从而会深化对于转型社会的特定现象和问题的具体研究与解释。在当代,现代性呈现出大量新的动向和趋势,从这一视角对我国转型加速期的重大社会现象进行认识和分析,尤其重要。     

革命和启蒙再出发

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引发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启蒙和现代性世界版图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启蒙、救亡、革命和改良构成不同阶段的主题。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指向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多个方向,并最终导致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需要认真对待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共性与个性、启蒙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启蒙有自己的使命,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结束,也不会随着现代化的成就而中止。在新世纪,启蒙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