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0-190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从民变看清王朝灭亡及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前10年,民变风潮日趋频繁与激烈。水旱偏灾、捐款赔偿、失业、吏治腐败是促发民变的因素。而民变作为下层群众对民生绝望是最“原始”的反映：动摇了清延统治的根基。清政府对民变偏重剿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对民变的措施、赈灾弊端转化为危害社会运行的因素,激化了社会矛盾,民变成为清朝灭亡主要原因。这就启示我们：民生大于天,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得民心者得天下,方为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民变与“政变”：清末山西“交文惨案”与地方政局困境

清末政局动荡,社会管控力量渐弱,山西民变此起彼伏。1910年春交城、文水两县因抗拒新政禁烟引发官民冲突。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基层社会失序的表现,也是对地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交文惨案”后续引发山西咨议局议长、山西巡抚、《晋阳公报》主编等相继辞职。此事背后反映了清政府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及其在推行新政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新政改革制度设计的缺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等等都使得山西地方政权岌岌可危。“交文惨案”的事发,不仅让这些矛盾更加凸显,也造成了军政权力的更替。政府式微,民变愈增。反过来,日益增加的民变也强力冲击了地方政权的稳定性。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辛亥革命时期的哈密农民起义

一哈密农民起义,爆发于辛亥革命时期。它是维吾尔族农民反抗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次农民起义所以发生,完全是哈密王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所激起的。哈密王开始受封在清康熙年间,传至沙木胡索特,已是第九世了。在平定准噶尔和平定阿古柏中,哈密王始终站在清政府一边。因为效忠有功,清政府不断对哈密王封官晋爵,以示表彰。最初晋封一等扎萨克塔尔汗,后封为哈密郡王、亲王等称号。当清政府取消新疆封建伯克世袭制时,因念哈密王的功勋,继续保留了哈密的封建王公制度,作为清政府对哈密王的“特殊优待”,使哈密王位的世袭,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到清朝末年,沙木胡索特一     

海宁事件影响下的中法粤越段勘界研究

中法战争后中越关系从传统藩属体系向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转换,法国全面侵占越南,并与清政府进行中越边界勘定。在粤越段勘界时,因越南边民不满法国统治而爆发海宁事件,法国殖民者受到沉重打击;清政府勘界大臣积极应对,一度掌控勘界谈判的主动权;清政府则迫于法国压力最终同意以通关换领土的要求。海宁事件影响下的粤越勘界,各方势力因其不同的背景、立场、认知,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进行了各异的因应,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是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