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中的利益协调——从立法的视角分析利益协调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实现利益的和谐,而现代立法其实质是一个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交涉过程,也即表现为立法的利益协调功能,立法通过通过确定利益主体的范围,分配权利和义务,确立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来协调利益关系,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群体竞争、立法博弈与行政垄断豁免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有关行政垄断豁免的反复变化,集中体现了多个利益群体间的竞争与博弈,最终的立法结果也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设定一个三方群体竞争模型展开行政垄断豁免相关利益群体的立法博弈过程研究,对与行政垄断豁免相关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三个利益群体在立法过程中的竞争行为和稳定均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企群体集体行为的优势决定了其在群体竞争中的胜出。三方群体竞争可以实现稳定均衡,但由于再分配无谓损失的存在,这一均衡仍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     

犯罪事实调查制度合法性溯源——一个政治学的阐释

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的合法性标志。国家正义要求在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并通过程序正义的立法确认、制度化的司法独立和伦理善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得以实现。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等程度保护的社会原则。社会正义的个体权利观念和人权观念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核。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数字生存的法制建构

网络立法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将本群体的诉求融入法律从而形成权利的过程.依法治理网络必不可少的首要关键工作就是针对网络空间的行为进行建章立制.沿循我国网络法律发展历程,通过对我国网络立法现实状况的分析来探寻我国网络法律体系应如何构建.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略论农民权利的性质和表征——兼及实现农民权利的路径选择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权利问题。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既有与其他群体相同的权利,又有着自己群体固有的权利。农民权利具有基本性、身份性、不平等性、贫困性、个体性及法定性等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民权利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民权利仍显不足。因此,要构建立法、执法、司法及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四位一体的保障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权利!     

论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利益关系妥善协调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确认、权衡各种利益并以此为依据解决利益冲突，从而实现利益关系的妥善协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坚持权利本位、统筹兼顾和利益分享，遵循明晰化和谦抑性原则。     

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立法协调的宪政逻辑研究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代立法是解决多元利益冲突最为有效的协调机制,是多元利益相互冲突、竞争与妥协的博弈过程,是立法者利益衡量与利益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晶。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通过制度化的商谈与妥协方式协调多元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多元利益的动态化均衡。这不仅客观上化解了利益冲突,同时,通过民主参与机制彰显了立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国环境法的形成及其体系化建构

历经40年的大量环境立法，促成了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的生成。然而，当前部门利益主导的分散式环境立法，造成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碎片化。为探究环境法体系化路径，借助实证分析和比较考察的方法，根据环境法规范的属性特征和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历程，明确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和循环再利用法为环境法领域的主要范围。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环境法立法体系的样态，检视与评价我国环境立法体系的实然构成，以找寻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参考域外环境立法模式与体系化趋势，为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的方向提供指引，认为环境法的体系化是一项阶段性的立法工程。具体而言，近期先以现行的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循环再利用法为基础，理顺和完善相关环境法律规范；中期环境立法规划是制定环境法总则，最大限度地统合相关环境法律规范；最后以环境法的法典化作为终极环境立法目标，遵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环境法体系，以解决当前环境立法的重叠、冲突等不协调问题。     

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与体系的构建

体系是法典的生命 ,而体系构建离不开逻辑支撑。隐私权保护的体系构建与法典的体系化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问题 ,因此 ,依据系统性思维的理念 ,在隐私权日益受到国际关注至今 ,我们要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 ,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更要关注国际上的立法趋势和立法动态 ,在隐私权保护立法上兼顾法律的抽象性与可操作性 ,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宪法保护为指导、以民法典保护为基础、以其他法律法规为辅的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     

刍议我国科技反哺农业立法

构建科技反哺农业有效机制是反哺农业的智力保障,相对完备的科技反哺农业立法是推进科技有效反哺农业的必要前提,农业技术推广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科技反哺农业立法的开始。可应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法律行为、法律关系两方面厘清科技反哺农业立法的共识性基本要素。以新农业技术推广法为核心的我国科技反哺农业立法虽已基本完备,但在预期法律效果和法的系统化上仍存在不少问题而影响了立法的运行实效。应基于对科技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的厘清,明晰新农业技术推广法的预期法律效果、实现其他相关法律的科技反哺农业规定系统化。     

论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律问题的完善

中外合作办学是对我国教育体制一种重要的变革,是结合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从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综合性、国际性以及复合型人才的角度,完善现行教育体制而建立的一项重要体制。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中相关法律的不足提出相关法律建言,以期对完善相关立法起到借鉴意义。     

论村民自治与土地相关法律制度的系统化

村民自治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有关规定尚需进一步理顺,本文仅举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加以说明,对立法将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简单地规定代行主体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规定进行分析,认为应对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进一步厘清,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完善村民自治立法和土地制度立法。     

《住房法》立法问题研究——一种基于人权保障视野的整体性法律解决方案

住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国家以立法方式确立和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途径。鉴于我国现行住房法律制度存在效力层级不合理、基本性法律缺失等问题,使得制定一部专门性综合性法律——《住房法》成为必需。在这一立法进程中,应坚持保障人权、权利义务配置均衡、系统性解决住房问题等原则,就与住房权有关的法律制度作出设计与安排,为根本解决我国住房问题和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提供法律支撑。     

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险立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民政府草拟的第一批社会保险法规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险立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民政府草拟的第—批社会保险法规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立法独立之比较制度分析

民权思想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传播和深入人心,使体现这种思想的立法权在整个国家权力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大陆法系国家水到渠成地形成了立法主导的法律运行模式。西方不成其为问题的立法独立,由于我国历史上民权思想的缺失,却成为中国特有的重大问题,造成了我国从大陆法系国家移植的立法主导的法律运行模式难以有效运转。     

共享单车运营立法规制管窥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共享单车在运营中在为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亦存在挤占城市公共空间、妨碍城市交通安全等突出问题,通过对国家一元多层次的立法体制分析,研究共享单车运营立法的科学规制。研究认为,共享单车运营的立法层次属于地方立法,应当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且主要在其市区内实施;共享单车运营的立法内容,应遵循绿色、共享、鼓励、规范、安全等基本原则;相关立法还需要明确将共享单车纳入城市道路发展规划,适当控制投放数量,明确共享单车运营法律关系中存在的监管者、运营者和使用者主体的法律责任;监管者应对运营者租金的收取与押金去向等行为进行合理监管,建立合理的共享单车运营竞争机制,依据城市交通系统现状以及共享单车饱和度等因素,设立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准入机制,促进共享单车与其他城市交通的有效兼容,实现城市交通公共资源配置的系统化、规范化、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