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古蜀国文物新发现：伏羲女娲交尾玉器

近些时候,在成都民间收藏品中发现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一尊伏羲女娲交尾玉器。这一发现,将把自汉、唐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历史书上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的内容彻底推翻。据此可断定,自汉至唐、明清时期的那些伏羲女娲交尾画像内容大多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而我们对历史上伏羲女娲交尾传说也需重新认识。     

伏羲女娲神话的地域特征及文化内涵

伏羲女娲是中国最古老的创造神、祖先神,对伏羲女娲神话的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西南有些少数民族以伏羲女娲为祖先,许多学者也就以此为根据,断定伏羲女娲神话源于南方或西南;在分析伏羲女娲神话的内涵吋,焦点集中在图腾崇拜、兄妹婚姻和创造世界的程序方面,而对其他方面的因素,则有所忽略。从实际情况考察,伏羲女娲神话不是源于南方或西南,而是产生在黄河流域。它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深层的东西有待发掘。伏羲女娲神话出自两个社会集团、两个地域,开始阶段是各自独立的,只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才融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对它的研究也要采取有分有合的方法。     

南阳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图”考

<正> 南阳汉墓中的伏羲女娲石刻画像,无论是表达什么意图或愿望的,都为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的形体。这些人兽相混的图画,实为原始图腾形象在汉画中的遗留,是汉代人意识中潜在的原始图腾观念的折射。人首蛇(龙)身的伏羲女娲被普遍地刻画在南阳汉墓之中,既表现了汉代人意识中对自己以蛇(龙)为“图腾”的祖先的崇拜与敬仰,也反映出了汉代人崇敬人类祖先的目的与愿望,是我们研究汉代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料。     

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浅议

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

1906年至1907年间,德国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在我国吐鲁番木头沟的伯孜克里克佛窟中捡得一片印字文书,这是被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编为 T Ⅲ M137号(ch1103)的纸片。纸片已残,但其上所印文字5行较完整,为木刻印板印成,5行字之外有双线外框,长宽均为9公分,现据本人所得图片录其形状及文字如下左(简称甲件):     

从吐鲁番到敦煌——Turpan(吐鲁番)一名语源、语义考

元代汉文文献及历代西域文献所记Turpan(吐鲁番)一名的语源、语义可追溯到西域伊斯兰化之前的历史时期。Turpan(吐鲁番)在语源上属于印欧语系的西域古代地名,在语音上与"敦煌"及敦煌粟特语文书中出现的地名δrw"n有着对应关系,在语义上,与"高昌"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评介

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最近出版了。这是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集)(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收入本集的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片20余幅。论文作者均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从事敦煌学研究二三十年的教授,也有近年来专攻敦煌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其深厚的学力和科学的态度,辨识新旧出土的敦煌叶鲁番文书的内容,并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解释论证历史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现就本书的主要内容简略评介如下: 1.唐长孺教授的力作《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两州府兵》,据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西州府兵的     

高昌城诸门考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城即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公元四六○——公元六四○年)时期的都城,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于高昌城,由于记载较少,后世只能通过史籍窥其大概,对于它的规制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等问题,一向所知甚少。本文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文书,对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的依据稍事探讨,以求教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     

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年—1250年)

导言科学界研究新疆塔里木盆地前伊斯兰文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俄国克莱门茨(D·Klements)的吐鲁番考古队(1898年)到格伦威德勒(A·GrUnwedel)和勒·寇克(Le Coq)领导的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先后有许多国家的考古队到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德国考古队所得其中的写本和木刻本,后来交给了德国科学院,而壁画、雕塑及其它文物则交给了柏林民俗博物馆。现在,我应[东德]科学院之邀,就前“东方学委员会”(现改称“东方学研究所”)和国外学者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物在突厥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做一个扼要汇报。     

略谈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制度——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

197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古城北面约3公里的阿斯塔那古墓区出土了一批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其中有关水利灌溉的内容极其重要。本文试就这些文书并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十六国部分)所收录的有关文书,对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管理制度作一初步探讨。     

十年磨一剑，显学谱新篇——王启涛教授《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评介

一百年来,在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的文献,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共同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吐鲁番学,这门学科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史研究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吐鲁番出土文献阅读和研究有五难。首先是语言之难,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言是典型     

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二)

(六) 电哈密到喀什噶尔的台站道路至于天山南路台站的安设比北路晚。以上所述,1755年(乾隆二十年)准噶尔战争重新爆发之后,天山北路、其中特别是乌鲁木齐北路台站被准噶尔军控制了(86)。这为西路清军经过天山北路再次进入伊犁地区造成了困难。因此,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抛开乌鲁木齐北路,由吐鲁番以北额林哈毕尔罕山和喀喇沙尔西北珠勒都斯山越过天山山脉,分两路向伊犁方向发动进攻(87),并获得胜利。然而扫清了由哈密向西经过吐鲁番分别到乌鲁木齐和喀喇沙尔的道路,为乌鲁木齐南路和天山南路台站的安设创造了条件。至于天山南路的从喀喇沙尔到喀什噶尔一段台站的安设,显然是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到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期间,清朝统一整个天山南部地区的过程中成完的。起初,根据天山南路所属各台站的管辖权,把全路区分为哈密、陶赖泉、辟展、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库赤他斯浑等十区段(88)。后来,人们把它一般都以吐鲁番为中心,分成东、西两个自然区段。     

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藏“霍尔宁搜集品”汉文写本的调查与研究

一、题解敦煌学或敦煌吐鲁番学从根本上说是世界各国对于亚洲中部文化遗产(遗址与文物)的发现认识、搜集整理、解读翻译、编目刊布以及运用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其它专门研究的学科。敦煌和吐鲁番作为亚洲中部两处最著名的文化遗址群,产生了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文物,因而两处地名被用来命学,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情。但是当代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早已在空间范围上超越了敦煌、吐鲁番两地而扩展到以新疆、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整个亚洲中部,在时间范围上也突破了敦煌吐鲁番文物的发现年代而上溯到了十九世纪,因此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文物也属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     

再论唐代句检制——唐官制研究之二

关于唐代句检制,我曾在1983年撰写《试论句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我国唐史研究者,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注意到唐代句官制,但只是极为简略地论及(见武仙卿著《唐代财政史》),此后,我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制度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句官”见于有关唐史的史籍及文献中,但是否形成一种制度?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上述我的小文中,大量铺陈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证明,在唐代内外官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句官的设置,句检形成一种制度,成为一个独立系统,与唐官制其它三个系统并列。由于撰写上述小文的目的及主要内容,对于句检制中的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评介

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最近出版了。这是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集)(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收入本集的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片20余幅。论文作者均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从事敦煌学研究二三十年的教授,也有近年来专攻敦煌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其深厚的学力和科学的态度,辨识新旧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内容,并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解释论证历史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现就本书的主要内容简略评介如下: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三次行军考

行军一词在北周、隋、唐有特殊的含义,指出征的军队,即所谓"行军之号,本系出师".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行军问题,今就其中有关三次行军的情况分别考释如下.一、?海道行军1965年阿斯塔那第346号墓出有《唐乾封二年(667年)郭?丑勋告》(以下简称《勋告》),移录如下:     

唐寅曾与孙权后人交往？

居住在法国巴黎的法籍华人曹先生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绢画。此画高近200厘米，宽100厘米。画中一位贵人和10个仕女，在春光明媚的花园里戏蝶。园内梨花似雪，空中蛱蝶飞舞，贵人神态不俗。     

一部高水平的讲过所制度的学术专著--程喜霖先生《唐代过所研究》读后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程喜霖教授的专著《唐代过所研究》,作为“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种。近由中华书局面世了(2000年6月版,以下凡引是书,仅注页码)。正如著者所言,该书“既是唐史的一部分,又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部分”(跋语),著名史学家和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特为惠赐序言,称其是“一部高水平的讲过所制度之书”,“诚为佳作,其对汉唐史研究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贡献,自不待言”(序)。老一辈史学家对该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全书25万余字,由序、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听着刀郎的歌,去吐鲁番。“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些。”吐鲁番的热浪涌来,刀郎的歌声漂浮在干烈的空气中。烟云缭绕的火焰山下,郁郁葱葱的木头沟河畔,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人文景观——大漠土艺馆。     

关于吐鲁番文件中的唐代永业田退田问题

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一书中,有一批关于唐代均田制的文书——给田文书(给田簿)、退田文书(退田簿)、欠田文书(欠田簿)。这批文书的所在地为唐西州高昌县,年代为唐开元二十九年。它对于研究唐代均田制中一些有爭论的问題,是极为宝贵的资料。同时,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題,其中之一,即关于唐代西州高昌县的永业田退田问題。兹举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