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缺类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缺类"问题并没有在学理层面存在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缺类研究曾普遍关注的中国"无史诗"、"无悲剧"的问题,多是西方学者在研读中国文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反思自身文学、文化传统的结果。当前国内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在对"缺类"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又将其消解,并不能与文化相对主义达成统一。另外,在当下语境中,文学类型划分理论所强调的历史性、反固定化,使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缺类"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索。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虽有论及,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其中文学史的意义,更有待发之蕴."赋代类书"的说法,从狭义的赋学观来看,是一种误解,如果就广义的文学观而言,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汉赋作家的比类意识落实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于对物态的描绘,和赋体自身的修辞法则,这不仅使汉赋的"文类"特征影响到后世"类书"的编纂,而且具有中国文学从"文言"到"文类"的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一点又与汉人的"知类"精神与思维方式切切相关.     

江苏青年学人

陈军,1977年生,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类范畴研究"(1OCZW001). 文类(literary genre ),亦常谓之体裁或文体,是文学理论最古老的范畴之一,也是一个"最古老的文艺学的问题"(沃尔夫冈·凯塞尔).它既关涉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文学理论的诸多层面,又纵贯传统、现代、后现代等文学流变的不同历史时空.     

谈散文理论研究之弱势现象

散文文体研究的缺乏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理论研究的弱势状态。散文并不是一种严格意 义上的文体概念,它只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文类概念。失去了文体特征规范的散文,对其文类特征及 其内部各亚文学样式的研究,应成为眼下散文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     

2005-2006年中国文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CSSCI中国文学研究关键词的分析

基于CSSCI的关键词调查分析显示:2005-2006年间,专人研究、文类文体、文学史论和文学理论是此间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红楼梦>等古代经典作品被广泛关注.鲁迅等现代作家研究引人注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继续引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追逐新潮和时尚是其显著特点.其中,与政治相关的选题备受青睐.网络文学、民间文学、生态文学等非主流领域受到重视,文体研究呈现更加多元的趋向.文学理论除了延续其"大而化之"的传统外,文学叙事、文学语言、文学性和互文性等形式研究的兴盛展现了这一领域的新气象.     

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论

文类界限的辩证特征与文学理论的诸多维度息息相关。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作品归属文类的确定是文学接受顺利完成的首要条件之一;文学接受者内化的文类传统对文学接受会形成良性的审美张力场,有助于增强审美感受;文学接受对文类界限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文类界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表现为:清醒的文类意识是开展有效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文类界限决定着文学批评结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关系;文类界限的态度取决于文学批评的实际目的。以文律曲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亲自实践并成功演示了文类界限不离的一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样例之一;同时,以文律曲对文类界限的态度及其对戏曲创作、审美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必须要进行认真批判。     

文学史和跨学科学术——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

近年来,“跨学科”“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论赋体的源流

<正> 一若是想给赋下个定义,就象是个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般。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象右楠花,也不象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后来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典型的形式,这是指西汉辞赋家创作出的新文体“赋”而言;后来,原来是石楠花形式的“赋”体终于也产生了杜鹃花,有些文学作品不再以“赋”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赋”的体裁本质。     

文类等级的文学史功能论

文类等级现象文学史功能具有两面性.其正面意义有:文类等级有助于历史性地围绕个别文类展开集中深入的研究;文类等级从源头上来说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理论传统的决定性因素;文类等级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批评提供有益向导或某种典范;文类等级还是文学理论观点、文学批评标准的必要强化、合理延伸,有加深认识、促进传播、画龙点睛之功.其负面意义有:文类等级产生的"强权政治"掩盖了文学史中某些次要文类的生存常态,严重影响到它们的发展和传播,甚至造成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缺憾;文类等级影响了文学研究的重心,厚此薄彼的研究现状使得一些次要文类陷入了对自身严重不利的恶性循环;文类等级产生的意识渗透形成了主导文类对次要文类独立性的威胁和殖民;同时,文类等级的历史封闭性构成了文学进一步发展以及文类新生的巨大障碍.     

论郭沫若的诗性与诗兴

人们通常讲论的诗意,是诗人带着一定的诗性体验和诗性感兴表现诗情的结果。因此,从创作角度而言,诗的本质可从诗人的诗性和诗兴这两方面去把握。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诗人其诗风的构成,其诗气的衍变,往往都与这种诗性和诗兴的程度及其变异有关。诗人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各自的诗性和诗兴,诗歌的内在魅力也体现在其通过适当的形式或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感传达出来的富有感染力的诗性或诗兴上。但是,就具体的诗作而言,偏向于诗性的表现或者偏重于诗兴的表现,其诗的兴味、浓度并不一样,诗性与诗兴之比例的不同,反映出来的诗人创作心态也大为不同…     

诗意的敞开--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诗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文本解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对诗学研究进行清晰的理论描述和从方法论层面探讨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已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建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域.立足于上述的问题域,本文围绕"何谓诗学","何谓诗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综合视野"三个问题,试图具体阐释诗学的理论内涵,揭示诗学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三个内在层次,建构诗学研究的文本/作家、文本/审美传统对话视野,从而在理论和方法的两个维度上对现代诗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做出我们的回答.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感悟思维与诗词创作

感悟思维是笔者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发现的中国思维的优势所在.将此一收获贯穿到诗学研究之中,由此提出了"感悟诗学"的重要命题.由感悟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衍生出意境、神韵、气象等范畴,牵系着中国诗词的本质和精髓,牵系着中国诗词古今一贯的精神脉络.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     

诗性正义与审美体验

通常意义上,人们会肯定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对促进实现现实中的公平正义所发挥的作用,却忽视了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诗性正义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诗性正义是在艺术的范围内讨论的正义范畴,它的力量来自于个人的审美体验。全面理解"诗性正义"这个词并对这个概念产生认同感,我们需要辨别它与其他正义的区别,探寻它的存在依据以及它之于现实的价值意义。     

诗坛过渡的使者——重塑张说、苏颋的诗人身份

燕公张说、许公苏颋因“大手笔”而成名天下,其二人既经历了初唐之末,又进入了盛唐之初,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好与初唐诗风逐渐发生变化,盛唐诗歌开始展现其独特风貌的过程相始终。唐中宗景龙年间,张说、苏颋就已经成为诗坛的重要人物。在初盛唐诗歌流变过程中,他们处在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诗歌创作接受了哪些影响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变?这正是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新批评派与有机整体论诗学

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之一。而在这一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重新焕发了有机整体论诗学的勃勃生机,将这一文学思想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追溯新批评派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这一诗歌理论的得与失,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批评派的历史功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     

心学哲思下的诗情关怀:王阳明诗歌态度论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论诗歌意义空间的建构

诗歌意义一向是历代文论家热衷探讨的一个理论命题。不同的文论家对诗歌意义的生成理解也不同。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审美文本的核心,诗歌的诗性意义既是朦胧的也是明晰的。抓住诗性意义这个关键,有助于我们从内容上更深入地把握诗歌这种语言艺术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