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事实争议与价值反思

国有资本的势力拓展是阶段举措的集中反映,还是涓滴汇洪流的改革新方向?它将对中国经济格局产生何种深远影响?要同时满足引入市场机制和保持资源控制这两个目标,就不得不建立起一个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向大型国有企业加以倾斜的制度.这样做表面上违背了市场化的一般要求,但却与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相始终.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整体福利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恢复和建立作为国有产权最终所有者--全体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机制,进而尊重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选择,使经济改革真正成为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公共选择问题.     

论非国有产权主体的生成机制——当前我国国企产权制度转轨的关键

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已走过20年的历程。这20年大体上说只是国有企业体制外的改革。如今,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攻坚战。在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上,人们已不存在思想禁区和政策障碍,关键是肯介入的非国有产权主体非常稀缺而必须解决非国有产权主体生成机制的问题。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实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我们把这种机制概括为“多元路径选择机制”。具体包括:募股融资、售股变现、兼并收购、债权股权转换、合资、职工持股、经理持股。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几个法律问题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几个法律问题赵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几年来的实践，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尽管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产权结构...     

理解宪法:几种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宪法观、复合宪法观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因而无法解释宪法运行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也无法说明宪法是如何维系与宪政是如何建立与巩固的。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和效率性。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

公共预算对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实质是一个宪法问题.宪政视野下的公共预算是一个公开透明、有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公共过程.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行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提高了预算的法制化、民主化水平.但目前我国的公共预算仍然存在预算不透明、编制不科学、决策过程不民主、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和公共预算改革缺少总体规划等问题.为了以民主法治的形武对政府的财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保护公民财产权及依附其上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国家必须加大公共预算改革的力度.公共预算改革应该在宪政理念的指导下,选取部分县级城市作为试点,坚持先行先试、稳妥渐进的原则,以预算公开为突破口,促进预算编制科学化,进而实现预算审查的民主化,最后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并建立预算绩效评估制度.     

小康社会的宪政发展

宪政是民主宪法的完整展开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形式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小康社会具备了宪政运行所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和完善以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为内容要素的政党制度 ,优化宪法的自身构造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坚持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 ,将能有力地推进宪政的全面发展。     

国有产权代理人选择的理论分析

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引发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扬弃与重构。为了寻求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实现市场性委托代理契约对行政性委托代理契约的置换。这种契约置换能否有效地得以实现,关键在于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国家如何通过委托代理契约,选择国有产权实际运作的代理人。在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进程中,国有企业经营者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表明国有产权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就这一现…     

论当代中国国家审计改革的宪政取向

中国国家审计改革的宪政取向问题,是在思考如何促使政府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研究主旨指导下提出来的。现代国家的国家审计具有民主、法治、权力制约和公开透明的宪政属性,当代中国国家审计改革应当遵循维护公共利益的宪政宗旨、立足于公民的审计立场、服务于人大的审计需要、以政府责任为评价对象、以权力制衡为基本手段、实行审计结果公开。     

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国有产权交易的法律规制——以贵州省为例

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有赖于国有产权交易的规范化.贵州省国有产权交易规制存在产权评估制度不完善、交易机构设置不合理、交易形式过于绝对化等问题.在完善法律规制过程中,需要重点调整立法导向的明晰、国资委职权的界定、交易信息的披露、交易规程的细化、统一市场的建构等方面问题,以保障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实现.     

政策工具、产权残缺与国企改革

国企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所有者缺位,不如说是国有产权残缺,也就是国有财产的收益权与控制权严重地不对称甚或分离。而造成国有产权残缺的主要原因是,国企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而背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国企的国有产权性质决定,国企只能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因此,国企改革的实质是国企的功能再定位,而国企改革的过程则是其产业布局的调整。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是,要不要以及如何把竞争性领域中的国企改造成够格的因而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公有制企业。     

从场域视角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一家国企改革的实证分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嵌入在国有企业场域之中,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设计的过程,而是场域关系作用下的演进过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场域中的惯习、行动者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场域结构决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和实施效果。     

我国转轨时期的银企关系:从金融产权的角度分析

银企关系是金融产权的产物,而我国转轨时期的金融产权具有产权国有和市场垄断的特征。在垄断性国有金融产权的安排下,银企关系在项目选择、经营效率、利率机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等多个方面表观出其内在缺陷。相应地,重塑银企关系的关键应是改革垄断性国有金融产权,即在增量方向推进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融资方式扩张,在存量方面实施国有经济分类的股份化改造。     

对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辩证思考

经济增长是产权制度、分工与专业化、交易、技术进步以及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产权只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之一。只有在经济当事人无法签订完备的经济契约时 ,产权的不同归属才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而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时要采取辩证的态度 ,既不能忽视产权改革在近年来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也不能过高估计产权制度变革的作用 ,甚至得出产权私有化将是国有企业改革最终归宿的片面结论。     

论道德风险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道德作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任何政府在作出制度安排或制定政策措施时,不能不考虑道德风险的问题。本文在阐明道德风险的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道德风险的存在对国有企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并进而提出了利用制度创新的方式去抑制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问题探讨

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是我国金融业的一次全新的改革实践,加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不仅是加快整个金融业改革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加快整个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大事。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已无可争议,是必须的、迟早的事情。但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还存在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2006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局势,商业银行应先进行全面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以创新制度和技术手段降低不良资产,在改制后做好上市安排,规范证券市场运作。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现状与对策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现状堪忧，主要表现在管理意识淡薄，管理体系不完善，资产使用效率低下及产权意识模糊等。我们应努力寻求对策，切实管好、用好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资产使用效益最大化。     

阶层位置与对不平等的态度——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既有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极大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在社会背景以及拥有的权利资源方面,国企工人不占据优势,相反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满足个体的需要,是社会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个体的正义感难以形成。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都极不利于国企工人阶层时,他们只有选择抗拒不平等。     

对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的改革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企产权一直是改革过程中争论的焦点。目前,学术界对国有企业需不需要进行产权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有着各种观点,本文认为,尽管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不进行产权改革,我们只有处理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必定会以新的活力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主体方面的法律障碍及革新构想

管理层收购(MBO)对于急需明晰产权与减退国有股的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意义。但由于相关立法滞后与特殊国情,在实践中国有企业MBO弊端重重,积重难返。这时,指出相关法律在国有企业MBO的谈判主体、目标企业,以及收购主体等方面的不足,对于构建与完善国有企业MBO的法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