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高度膨胀,成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皇权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行政人事、尤其是处分官员方面反映更为突出,清代则更为明显。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制定了处分法规,创立了处分制度,赋予吏部、兵部处分大权,但是皇权在官员处分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渗透于处分的各个环节当中。运用档案资料,诸如《吏部处分则例》、《上谕档》、《宫中档》、《惩贪档》、《会典》等,可以比较全面地研究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

雍正朝号称吏治清明,这点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对于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从制度规范,到实际运行,都有一定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就处分类别而言,雍正朝依据官员过误的不同程度设定了罚俸、降级、革职,又围绕着这些处分方式将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最终形成了集人治和法治于一体的处分类别系统.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

宋代以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官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对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其基层县级官员问责建立了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内容详细具体,问责方法多样的机制,且依据责任大小、轻重划分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编管、羁管等;以剥夺或黜降官职和爵位的除名、勒停等;以经济处罚为主的罚俸、赎铜(罚金)等责任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升迁或黜降的制度体系。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官员的博弈策略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地方民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进行探析,有助于透视地方官员的行为驱动力结构.为规引地方官员行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的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评估机制、地方官员行为监督约束机制和地方群众民主参与机制.     

清代雍正朝对违限逾限官员的处分及成效

行政效率是政府治政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高,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反之则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弱。雍正帝即位以后,意识到从中央各部院机构到地方各衙门机构,行政效率不高。为此,针对当时行政机构官员违限、逾限的普遍状态,雍正朝从制度规定到实际执行,对违限、逾限官员予以严格处分,以期改变效率低下的政务状态。与此同时,清廷又调整行政效率方面的诸多不妥规定,以达到既合理处分官员,又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清代问责官员的开复机制及其启示

清代的官员开复制度是清代官僚处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对受到罚俸降级或革职处分的官员一定程度地恢复其俸禄、级别和官职的制度.在专制社会,高度集权的皇帝及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官员开复问题上也曾违反制度规定.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又率先破坏之,使官员的开复具有人治的特点.在现今法治社会,应该进一步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相关法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使复出机制更为科学合理.     

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的评析及其借鉴价值

香港提出官员问责制的根本理念 ,是增强官员的责任 ,更高程度地满足公众诉求 ,建设责任政府和有效的政府。从总体上看 ,香港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有利于提高官员行为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从而改善政府治理。香港官员问责制对我国大陆建构和完善问责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评介

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清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孟姝芳博士的新作<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全书2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篇,论述了清代乾隆朝的官员处分问题.笔者在研读该作之后,感触颇多.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官员权力的社会目标--关于不断推进官员权力良性运作的社会学思考

社会运行离不开官员权力,官员权力对社会运行具有正反功能,为了推进官员权力的良性运作,必须明确官员权力的社会目标.本文通过文献、实践和体验等丰富材料,对官员权力的社会目标和实现杠杆作了社会学论述,有助于推进当今世界官员权力的良性运作.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考述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过程。金代官员的致仕年龄,基本上沿袭前代的制度,大约为70岁左右致仕,也有大于或者小于70岁致仕者。金代官员的致仕条件,包括正常致仕、超龄或年老致仕、主动申请提前致仕、因疾致仕、以罪致仕、不胜任者勒令致仕等六方面。金代致仕官员的待遇,主要在俸禄与升迁官位两方面,凡致仕者都可得到朝廷给予的半俸,此外还根据政绩与致仕年龄,普遍给予迁官的待遇。     

官员任用模式研究——兼论遏制任用腐败的一个途径

官员任用权由选拔权和任命权构成,按照二者的分离程度可将官员任用制度概括为完全一体化、有限分离制和完全分离制三种模式。评价任用模式优劣的指标有两个:中央性和人民性。前两种模式凸显中央性而漠视人民性,在制度的设计上给任用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适当空间,后一种模式大大提升了人民性,并在中央性和人民性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在制度上也设计了遏制任用腐败滋生蔓延的有效运行机制。完全分离制模式是中国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可选模式之一。     

孔子仕思想论

仕者是孔子＂为政以德＂和＂仁者爱人＂等政治理想实现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出仕、仕途、仕止和仕论等环节,孔子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独到的见解与知天命之年的短暂成功实践,形成了较为科学的＂仕＂思想,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文化遗产。     

官值膨胀指数的测定

我国官员的膨胀是不争的事实,简单的用官员人数的增加来衡量膨胀是粗糙的、表象的、缺乏科学严密性的。本文借鉴经济学的通货膨胀指数,编制了官值膨胀指数。由于数据可得性,文章只选取了北京市、陕西省和安徽省这三个地区连续三届(本届:2008—至今;上届:2003年—2008年;上上届:1998年—2003年)的相关数据,测定了分地区、分类别的官值膨胀指数和官值膨胀总指数。分析结果表明:这三个地区综合的官值膨胀总指数环比分别是上届8.4%、本届6.4%,定比分别是上届8.4%、本届15.3%;分类的官值膨胀总指数(本届与上上届的定比)从大到小是:省委为16.5%、省政协为15.9%、省政府为14.7%、省人大为13.7%;分地区的官值膨胀总指数(本届与上上届的定比)从大到小是:陕西为27.6%、安徽为22.4%、北京为1.3%。     

行政法定公文的写作

本文论述行政法定公文的特点、类型及其格式和写作要求。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论宋代的进纳官制度

进纳官是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一制度虽常遭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与彻底否定,但在从汉至清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却始终可以觅到其污浊的身影.宋代的进纳补官制度承前启后,独具时代特色,宋代进纳官制度的根本属性,实为官钱交易长期存在,负面影响显著.     

朝鲜《吏文》与云南

朝鲜《吏文》是一个明史资料库,但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以朝鲜《吏文》中与云南有关的两则史料,对朝鲜《吏文》的成书过程及其与云南的关系作了探讨,有助于对此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朝鲜<吏文>与云南

朝鲜<吏文>是一个明史资料库,但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以朝鲜<吏文>中与云南有关的两则史料,对朝鲜<吏文>的成书过程及其与云南的关系作了探讨,有助于对此一领域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