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传记的经学倾向

中国正史传记是撰著者“续经”思想的载体,表现出鲜明的“经学倾向”.这一倾向使正史传记呈现出不少独特之处,其中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性”和“独特的写作规范”三点最为突出.在写作规范中,正史传记又特别强调论赞,崇尚“春秋笔法”,不惜因“讳”而模糊事实,并逐渐形成了以封建纲常为设立类传的标准.     

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

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哭亲守墓”源于晋唐正史人物传记的书写手法,“现世奉养”则是明代士人对本朝孝子的“形塑”。这两种模式被乡贤传作者整合于一本传记之中,既统一于“孝”又具有各自的时代性。《金华先民传》对浦江郑氏孝义一族的书写正是“孝”表现形式历时性变化的代表。这种“孝”书写形式的变化,通过乡贤传记的传播及其教化作用影响了明代地方乡里实践。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古代杂体传记及其史料价值浅识

杂体传记的表述形式主要有自传、他传、碑铭、年谱、学案等多种类型。其史料价值是：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详或缺漏；可以从不同人物的生平经历中了解到当时的各种情况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基本文献考略——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心

“传记体文学批评”是指以传记为体例，以作家为传主，体现一定文学批评意识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司马迁《史记》首创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以来，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日滋月益，以至卷帙浩繁，蔚为大观。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之中。考诸二书及其目录提要，借鉴《四库全书》文体分类方法，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大体可分为六类：正史、别史、传记、总集、诗文评、词曲。据此，可窥见其整体面貌、源流正变、文类特征之大概。本文通过对中国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的初步研究，为传记体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史料基础和理论立足点。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从目录学看传记体的演变

掌握目录学能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内容和容量,对于治学有“知类通方”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演变及所载述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一,传记这一门类是源出于历史的;传记的概念是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从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中,能够寻出传记这一体裁源远流长的线索。汉代刘歆作《七略》,还没能将“史”独立成“略”,因为他受到当时学术、文化条件的限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其收书部类不出旧制,将纪传史的创世作《太史公百三十篇》收入春秋二十三家中。至曹魏荀勗创立了四分法,其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即是后来四部分类的史部。刘宋元徽年间,王俭“别撰《七志》在经典志中,除了六艺、小学外,还包括了史记、杂传两部分,这是目录学上“杂传”类的第一次出现。依《汉书·艺文志》和王俭《七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传记最初是入经典类的,传本是解释经典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中说“传记之书,其流     

自传与他传中的李贽形象

通过梳理李贽自传反映的部分历史事实以及他传(含正史、非正史)对李贽的描写和评价,展示李贽的形象全貌,并通过比较用传记理论来评析李贽在自传、他传、非正史、正史中的不同形象,突显其精神风貌,力戒用平面和单线的眼光看待一个被当时人目为"异端"的人物,而应看到人物内在的本质。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瓦特的国际史研究及其方法评析--以其二战史研究为例

瓦特教授是英国国际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是一个高产的学者,不仅撰写了许多专著,而且参编和主编了大量的外交档案文献.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中,瓦特做出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成果.以二战研究为例,瓦特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国际史观,即强调国际关系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特别重视和大量运用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日记、传记等,使得研究呈现出实证性和客观性;细化历史认识单位,不仅缩短历史认识的时间单位,而且关注非重要行为体的行动.     

《新唐书·李贺传》与《李贺小传》比较——兼谈史传与文学传记之差异

文人单篇传记是正史列传的重要史源,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新唐书·李贺传》与李商隐《李贺小传》两文,不仅在对李贺生平事迹的选择方面有差别,而且在叙事的显晦、情感色彩的强弱、叙事层次的运用、论诗手法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通过两文对照研究,可管窥史传与文人传记之差异。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私家修史刍议

本文从私家修史与官修史书、正史和野史的关系入手 ,探讨私家修史的定义 ,并根据私家修史在史学史上四次发展的高潮 ,分析了私家修史兴盛和衰落的原因。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元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综述

元朝历史编纂学既继承了两宋、辽、金历史编纂中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多民族融合国家对历史编纂的认知。最能反映元朝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莫过于对前朝正史的修撰和典志体史书的编纂,这两部分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成就所在。有元一代,产生了一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编纂思想和经验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