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目录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开创者,其书目著述中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的代表作,其对书目作用及目录学家使命的认识是对传统目录学的革命,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学研究:印度学者的观点

本文拟从以下 4个方面探讨印度学者在中国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文明与文化、政治思想、发展理论和国际政治与安全。印度学者探讨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独特而新颖 ,与西方学界的主流趋向有所不同。 2 0世纪前半叶的反帝斗争、应对冷战政策、面对发展的挑战以及后来面对全球化和霸权主义的影响———这些是印度学界形成对中国认识的背景。像在西方一样 ,印度存在着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的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些与西方观点相类似。然而 ,历史经验、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印度转型模式的斗争还是给予整个印度学界 ,特别是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一些有…     

古典味觉美学理论探微

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味觉美学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 独立性,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不仅是中国饮 食美学的滥施,而且是中国饮食美学的基石。为了便于 研究,我采用通常的观点和意见,将其划分为五味说、调 和说、品味说。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发展,共同构成中国 古典味觉美学的基本风貌。其表现从五味立美,发展到 具有丰富意义的品味,显示着中国古典饮食美学发展的 基本过程和基本特征。我企图清理它的内在联系和理论 渊源,这样大体上勾勒出古典饮食美学的基本特征和发 展线索,希望有益于饮食美学的研究和建设。 一、自然之道:五味说 “五味”…     

一本研究印度社会全貌的力作——《印度社会述论》评介

印度与中国是近邻,作为亚洲以至世界的两个大国,中印有许多相似之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近代都曾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挣扎,独立后都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两国都有广袤富饶的国土,勤劳众多的人口;经济比较落后,同属第三世界等等。两国不仅交往源远流长,相互影响十分明显和深远,而且在反殖斗争中相互支持和声援,独立后两国关系既有过灿烂的晴空,也有过密布的乌云。正因为如此,相互的接触、了解、认识、研究,以至于学习和借鉴,就成了     

一部理性思考中印关系的著作

两位印度资深的外交家在其专著《中国与印度:毛的对印战争之后的道路》一书中论述了印度对中国的不同看法,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对外政策和对印政策,并对印度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作者主张中印应当以新的视角看待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遗产,丢掉幻想,也丢掉仇恨和憎恶,重新建立互利合作的双边关系。     

印度的中国女性研究

本文是对印度学者戈文德·柯乐尔博士(Dr.Govind Kelkar)所从事的现代中国妇女发展研究的简要评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作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值得学界关注。柯乐尔博士将中国妇女发展与现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变迁紧密结合,探求中国社会政治变化对中国妇女地位的影响。她在研究中提出的中国革命与性别政治化观点、她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妇女地位的影响以及对亚洲妇女地位变迁的比较研究都有助于我们认识性别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以及亚洲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政治含义。     

印度的“中国知识”状况

丝绸西去,佛学东来,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但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现代印度突然对中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但热情并不能改变无知。在过去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度的中国形象先是逐渐被美化,充满政治浪漫热情,尔后是突然转变,丑化的中国形象表现着新生的仇恨与久远的冷漠。值得注意的不是印度的中国形象中的敌意,而是它的随意。冷战结束后,中印崛起,在敌意即去未去、善意将来不来的时候,冷漠依旧。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在西方现代性的世界体系观念中,非西方国家之间是否已经失去了思考对方的意愿与能力,似乎只有西方人在思考世界,而我们只思考西方并模仿西方思考。     

印度在非洲：追随中国还是挑战中国？——印度对非洲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纷纷加强对非洲政策的力度。中印两国在非洲事务上的互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印度有自己独立的非洲政策,中国因素不是印度制定其非洲政策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中印在非洲事务上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存在合作的足够空间。     

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

印度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课题.洞朗对峙之后,中印两国高层保持了频繁紧密的交往,两国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客观来看,鉴于中国在印度地区安全知觉意象中的复杂性,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中印关系中,双方的安全知觉是错位的,即在周边安全环境中,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印度则认为中国是其周边安全环境中最首要的因素.在这点上,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中均有体现.毋庸置疑,历年的印度国防报告形成于印度安全知觉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印度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安全知觉意象,涉及中国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在其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看法与知觉.厘清这些印度对华安全知觉意象对于思考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历年印度国防报告及其综合的外交实践,大致可以勾勒出印度对华安全战略的形态.研究认为,如何稳妥地促进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中国意象的转变是中印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一项紧迫任务.     

交往的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

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与方法,研究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创建了独到的交往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哈贝马斯则融汇现代西方一些学派的观点与方法,对交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创建了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交往理论。鉴于哈贝马斯又声言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故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认为,由于哈贝马斯离开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谈交往、离开生产力来谈交往关系、撇开生产方式来谈交往方式,从而他的交往理论虽在个别点上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似,但二者在本质上是迥异的。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

本文提出如下观点:1.资源是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2.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3.现代世界地缘政治是一个体系,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则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4."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本文认为: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更大压力,因此,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而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Reflections on China＇s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World History

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发展的和平主义道路将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     

论印度在世界的地位

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人人皆知,无须大作文章。但在笔者看来,并不尽然,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都有探讨与论证之必要。就学术而言,目前国内外虽有一些论著从某一些方面论及这一题目,但无系统、全面论证与评价;就现实意义而言,国内外至今仍有一批人死死抱住“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不放,对印度、中国这样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持有特殊的偏见,极力贬低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它们在世界上无足轻重。本文力图对印度在近代和当代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作一概要论述,一来为弥补学术上的不足,二来也是作为对上述“崇西排东”思想的一种回敬。     

梁启超社会思想研究

本文认为:梁启超从对政体转型的热衷到倡导人的近代化,又从对近代人的呼唤到“中西调和”、“心物调和”的新综合主义社会观的建构,从总体上说是依循其自身的认识逻辑而依次展开的,也是顺乎时代潮流、适应近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梁在对近代中国社会存在及其发展势态与未来可能性进行理论抽象过程中,不可能超越时代、阶级给予他的限制与局束。和近代中国许多知识者一样,梁并不能摆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他试图以实用的态度来调节、缓解这种矛盾,因而在社会建构上缺乏一种深刻的自觉,导致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和社会价值观上的不确定性,始终在中与西、新与旧之间游移,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徘徊。社会价值观的游移与徘徊,决定了梁启超社会思想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本质特征。所以,尽管他的理论至今仍不无借鉴价值,他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并亟待解决,但从整体上说,只能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过渡思想。     

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辑

中国和印度,自古以来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中印两国佛教徒之间的往来,尤为频繁,对彼此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过去有的研究者认为:“宋仁宗以后,回教徒侵入印度,扫灭佛教,故自是以后,中国史书无复梵僧东来之记载,而中国亦无西     

中印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研究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1991年印度新的经济政策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两个发展中大国开启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对外开放意味着两国将外部市场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置入本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在开放的初始阶段,外部市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两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即中国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发展制造业渡过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而印度走的是非传统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将步入由国内市场来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将会继续沿着工业化的标准进程前行,而印度仍处于外部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印度的服务业发展仍将持续一定时期,同时印度将推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启动传统工业化进程。     

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

除了边界问题和中巴关系外,近年来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既与冷战后印度洋地缘战略地位的凸显有关,也与印度和中国对印度洋在各自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判断有关。中国为了维护在印度洋地区合法的战略利益,采取了"非直接进入"即合作的方式进入印度洋。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性的大国,因此,中国进入其视为后院的印度洋被看做是对印度的威胁。从这一认知出发,印度采取了诸多措施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发展,中国的反应则较为谨慎和温和。印度洋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中的"热点"。我们希望未来的印度洋是合作的印度洋,而不是冲突的印度洋,印度洋问题的妥适解决,能够有益于中印关系。     

中国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中国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宋代为萌生期，明代为展开期，清代前中期为兴盛期，晚清及近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寻源溯流性、分析比较性、正变导引性三个方面。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从一个视角映现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     

半个世纪来中印学术文化交流和民间友谊活动

今年是中印建立外交关系 5 0周年 ,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在庆祝这一伟大的事件。作为一个印度研究者 ,我感到无比振奋 ,现在谈谈近半个世纪来中印学术文化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的情况。印度是中国的近邻。远在二千年前 ,中印人民之间就开始了友好的往来和交流 ,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交往开始于秦初 ,到两汉时逐渐频繁 ,在隋唐时达于高潮 ,宋元时更加深入 ,进入近现代以后 ,又有了曲折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内容。两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无论其规模还是内容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举凡印度人民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传大创造都传入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