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焦点问题.文章在建立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互相影响机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出辽宁省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的研究结论,即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决定力量.在此基础上,对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皖北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皖北地区因交通条件限制,发展面临很大制约,振兴皖北,加快皖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运用该区域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动态面板模型,研究表明,皖北区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地区客运量和货运量需求的快速增长,但客运量和货运量的增长却未必会导致皖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具有滞后平稳效应.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据此为皖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言.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发展、旅游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取2000—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自治区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旅游发展水平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发展、旅游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直接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需要借助于旅游发展水平这一中介,该效应在多组分析时以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合肥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依据合肥市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生产函数法构造超越对数式C-D生产函数,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变量的单整检验、协整检验发现数据呈现最佳线性无偏(BLUE)的优良性质,在此基础上,运用OLS方法估算出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近似产出弹性为0.01,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变化率发生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产出变化率的变化率变动是0.01。并且我们发现滞后三期对经济产出影响最大。结合近似资本边际产出与MPK的相关性,证实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有正向贡献。研究认为当前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仍不失为重要投资领域,今后要在保持投资力度前提下,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合肥市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密切关联。选取西北五省(区) 2000-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及长短期动态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正向影响的关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程度上超过了旅游经济增长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2)不同类别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公路和航空交通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滞后的、长期的和持续的,而旅游经济增长对公路和航空交通的正向影响是短期的和暂时的。与此同时,铁路交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则不显著。针对此结论,提出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深度融合等政策建议。     

新疆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VAR模型分析

文章利用VAR模型,对1953-2011年交通基础设施指标与新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脉冲效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并对结果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新疆交通基础设施会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效应,在短期内过快地进行交通建设会对新疆经济产生负面冲击。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对西安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基础设施在西安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引用经典的巴罗模型对西安市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发现其与中国其他地区有重大差异的是:道路建设和通讯设施建设对西安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而自来水供给和集中供热则对西安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显著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制定适合西安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具有较高价值。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形态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引入新古典贸易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经济规模条件下交通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交通资源配置水平较低时,提高交通资源配置水平可以通过“贸易创造”效应拉动经济增长。当交通资源配置水平较高时,进一步提高交通资源配置水平,将主要通过“自运输”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我国省际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结合熵指数、出口复杂度指数度量我国31个省份的出口多样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建立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出口多样化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但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法制建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蔃魏锋

以中国1997-2005年间25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分析技术,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研究了法制建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法制建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基础、社会环境、法律执行效率等差异,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以下的实证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省级以下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1985-2006年省级以下市(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从中央集中控制向完全分权的财政制度转变,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9.2个百分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显著区别于先前诸如财政分成和财政包干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它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并不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所得的,而是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用于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3-2008年中国284个地级单位面板数据,对城市产业结构、动态外部性(MAR溢出、Jacobs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样本范围内,专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结合我国城市专业化水平现状分析,MAR溢出更为显著;在分地区分规模城市中,不同类型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与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其中东部和中部大城市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东部中小城市和西部大城市支持MAR溢出,中部和西部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知识溢出的关系并不显著。     

基于产业视角的北京市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市三次产业1980-2010年的数据,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北京市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北京市短期存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长期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因素分解结果说明生产效应是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则延缓了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但生产效应明显大于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之和。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87-2005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有证据表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程度随经济发展先提高后降低的现象(也即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Kuznets倒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5 870元(1987年价格水平)时出现.文章随后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本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着上期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提高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没有发现一致的结论.     

管理层次及其相关变量的经济效应——来自中国典型的省直管县的证据

经济增长与管理层次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减少管理层次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省直管县是减少管理层次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否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文章以省直管县的典型——海南省为例,采用纵向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搜集了20年时间跨度的资料用于分析。研究发现,省直管县对海南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在经济基础较差的条件下,20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行政成本大大降低等,但这种作用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不具有持续性。文章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进行了解释。     

“电子信息+”与新经济：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关键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具有“电子信息+”特色的新兴技术的出现,交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各种新经济形态会加速发展。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各种类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大小,针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出加强农田水利、农村公路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支持农业机械化和农村供电设施建设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