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是基于全球称霸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中心,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的连续推动下,由一系列美国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体系构建而成。它的外延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台湾和菲律宾,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它的内涵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包括军事防御、政治安全和经济遏制三个方面。     

晚明与晚清中国对日战争之比较——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晚明万历年间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明廷以保护藩属为名出兵,先后两次打败日本军队,维护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晚清光绪年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清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至此彻底崩溃。两次中国对日战争,其结果是一胜一负,但后者对中日朝三国的影响确是极为深远的。清王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崛起为东亚新兴霸主,朝着世界级的资本主义强国迈进。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是当今海外学术界诠释古代中国对于东亚贸易体系所起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东亚贸易体系最初形成,滥觞于安史之乱后淄青镇节度使的经济利益驱动,由于他握有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交往的涉外权利,以登州港为中心,地跨唐朝与新罗、渤海两国间的走私贸易开始出现;在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被平定后,张保皋所主导的登州与新罗、日本间的海运贸易也渐成规模;五代十国以及宋元以后,随着以市舶司制度为核心的"互市体制"的确立,东亚海运贸易网络也不断发展。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朝贡体系"论既不能作为东亚贸易体系之表征,也不能说明前近代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机制。     

论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以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对朝、对清交涉为主线

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东亚国际关系从前近代性向近代性过渡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日本首先尝试对这一秩序作出调整,与中朝两国相比,日本吸纳了西方条约体系,主动挑战旧有的东亚秩序,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完成对朝、对清交涉为目标和手段,从多个层次完成了自身的外交近代化转变,同时也促使中朝两国对东亚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近代日本在羽翼渐丰后,遂以欧美列强的方式对邻国实施侵略扩张。     

《热河纪行诗注》对东亚文化模式的批判

柳得恭是朝鲜北学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三次出使中国,著有诸多使行作品。在1790年与朴齐家一同以书状官的身份随问安使团赴热河行宫后,咏其所见而成《热河纪行诗注》,该作以诗为主而又自为之注。柳得恭以崭新的文化视角观察东亚文化模式中的维持与变革,对东亚格局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对新文化模式的设想。     

东盟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分析

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由小国集团-"东盟"发起推动并主导,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合作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亚洲方式".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的矛盾;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态度;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失败.东亚这种小国集团主导的区域合作存在着两个结构性缺陷: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难以建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从现实来看,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缺位"与"不合"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踯躅不前的重要原因.美国、中国与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推进三个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     

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明初,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自16世纪始,倭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及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更多还原     

二重外交与西原借款基本构想的挫折

西原借款是一战后期日本实现"东亚自给圈"构想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制铁厂借款与币制改革借款,但二者最终未能成立。其中主要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机构层面,大藏省→驻华财务官与外务省→驻华公使馆的对华政策输出渠道之争;个人层面,"私设公使"西原龟三与驻华公使林权助的对华外交代表之争;理念层面,"朝鲜组"的自主外交与外务省的协调外交之争。综合而言,导致西原借款基本构想得以实施但又遭遇挫折的结构性因素正是近代日本的二重外交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