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列儒家,并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作为儒士,孟子强烈要求"尚志"(《孟子·尽心上》,下引孟子语皆出自《孟子》)、任道,确立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公孙丑上》),并以此来担当重建以仁政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抗礼王侯、批判时君上.《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为道与德的使者的孟子与作为势与位的化身的梁惠王等君王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孟子干说时君,亟亟以仁义为归,其中主要内容之     

孟子仁政思想的诠释

孟子一方面强调主观面的道德实践,有推扩四端之心,求放心等论点,另一方面对于客观面的政教规模,也相当重视。 孟子仁心与政刑并重,或者说,孟子将“仁心善德”与规矩义的“政刑”进行调和。他的调节方法,不是二元式的并立,或主次式的排比。孟子以仁心为本、以政刑相成。若以体用论的方式来看待,则是以仁心为体,以政刑为用。 孟子对于仁心寄予更多的重视,可以由他与梁惠王的对话里得解。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１］孟子其实是希望梁惠王能“施仁”,而不只是效法援用过往先王的“仁政”规模而已,…     

孟子政治观中的民本思想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历史上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出:“民犹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严重警告,强调治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孟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章句上》)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以臣试君的事情可以吗?他毅然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试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因为桀、纣是残贼人民的     

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初探

<正> “仁政”思想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一书开宗明义就是反对言利,提倡“仁义”:“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全书出现“仁”字达157次之多。仁义作为孟子学说的出发点,落实到具体政治上便是“仁政”。研究者多将仁政视作孟子社会政治思想的     

孟子“民贵君轻”思想述评

<正>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他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提出一整套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民的政治主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下凡引《孟子》的文字,只注篇名)。这种“民贵君轻”思想,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光辉的论点之一。一、“君为轻”     

议边·论赦——王符的民本思想的特色

从周公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以后,民本思想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立君为民”都是民本思想的不同论述。西汉贾谊对民本思想作过系统论述。他说:“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又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王符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篇》)君不是为自已私利去奴役人民,应该为人民去消灭危害人民的东西。他认为:“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遏利篇》)王符的民本思想与前人相比并无新见,在议边、论赦中论述这种思想却颇有特色。     

论孟子游说中的应时思想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意思是说,孟子游说并服事齐宣王,宣王没有任用他;他前往魏国,梁惠王没有听他的话。原因是国君们认为他的话迂曲而遥远,空阔而不切合实际。对孟子游说未果的原因持这种认识的颇多,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学术界似乎尚未取得共识。笔者认为,孟子,周游列国,劝谏君王施行“仁政”、以实现王天下的主张,并非全是高谈阔论、不合时宜,其中不乏应时思想和独到见解。本文试就此作一粗浅探讨,求教方家。     

《郭沫若的笔名和别名》的小补充

读《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彭放同志的《郭沫若的笔名和别名》一文,很受启发。今略作几点补充:一、“谷人”这一笔名,最初见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号《太白》上的《本刊特约撰述》名单中。二、“羊易之”笔名取自《孟子·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     

试论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

孟子面对“七雄”争霸之势,为了实现其天下“定于一(统一)”(《孟子》。以下引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系《孟子》)的理想,“不远千里”游说齐、魏等列国国君,要他们尊贤使能,施行“仁政”,以“安天下之民”。虽然他的学说被国君们看作是“守旧术,不知世务”,但在当时的思想界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仅就孟子尊贤使能的思想,作一粗浅探讨。     

经义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义

夫一国之政。专恃法术禁令。以防民之姦而遏其乱。以为吾有法。谁敢犯。吾有令。谁敢违。讵知法愈密而犯者愈巧。令愈迫而违者愈顽。不以诚感。不以德化,惟用法术禁令。欲深得乎民之心。纳于轨物登诸袵席。吾未见其可也。是以孟子有言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是说也。因公孙■问管仲晏子之■而发也。以管仲晏子当日相齐。得君如此其专。当国如此之久。若推行仁政。以王天下。如运诸掌。岂仅主盟中夏。卒成伯业而已乎。之二子者。皆应时会而兴。去古未远。     

贾谊论(节)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     

论王夫之理欲观

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理欲之辩,它发端于周、张,形成于程、朱,发展于陆、王,完善于王夫之。然而,不论是周、张、程、朱、陆、王,还是王夫之,无不都把理欲之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观中,无不提出王道政治,使天下归于仁政,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王夫之时代,围绕理欲中心,各家学说相竞相长。然而,他们总不能超出明清封建社会的窠臼;任何激进的思想也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封建的伦理纲常,当然也不可能提出一套与之对立的理欲思想。尽管王夫之通论诸家,但是,对于时代的园囿,他也不能例外。在恪守封建大义的明代遗臣王夫之看来,汉祖唐宗才是践履仁义之道的风范,而明朝的衰败,正是失仁失义的结果。他以清醒的眼光,一方面对理学进行分析,洞察其中的瑕疵痼疾;另一方面又对李贽等人过火的纠偏思想,产生了忧虑与不安,决心动手解决理欲之辩的新课题。王夫之的思想传统及阶级地位,使他触目现实时,面对清贵族的统治,而痛感“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面对农民起义的风起震荡,而疾呼“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而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他痛心疾首于仁义不行、君道毁坏。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写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夫之身居荒山陋室,怀揣天下王道政治的兴衰。他忧国忧民的心境,不满足偏激之说(李贽)的情绪,拯救理学的愿望,凝于笔端,曾抒发在他的诗词中。且读他的《夜坐吟》:“长莫长,冬夜寒,明霜流空天宇宽。朱灯明,思未阑,昔日之日未足叹,今日之日百忧攒。古人不可问,流俗空漫漫。吾何归,归何叹。明星烂,晨鸡喧,抱孤心,临万端。”忧愤与抱负,全然可见。充分表达了他匡救时弊,继往开来,要建立崭新的理学理欲观的决心。     

《管子》论富国与富民的关系

《管子》书中具有丰富的富国富民思想.对富国与富民的关系的论述,便是其富国富民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先秦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儒家注重富民,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主张先富后教.并说:“百姓足,君熟与不足;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孟子说:“易其田畴,薄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主张“以政裕民.”法家则比较侧重富国,商鞅提出“国富者王”、“国富而治,王     

《齐桓晋文之事》“之”字解析

《齐桓晋文之事》是1988年秋季开始使用的新编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中的讲读课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全文共1213字,“之”字就出现68次,可见“之”字的使用频率在《孟子》中是比较高的.“之”字在文言文中是个兼类词,其用法也比较复杂.以《齐桓晋之事》中的68个“之”的词性看,有代词、助词、动词、兼词;在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上还要复杂些.笔者据此解析如下:     

孟子人性思想简议

<正> 孟子主张人性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以下只注篇名)这种“性善论”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指人的情欲本能,即自然属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声色臭味之欲,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其二指仁义礼智等伦理之性,即社会属性。这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其三指发挥“心思”的作用,探求、扩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民贵君轻”说解析——与李珺平先生商榷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并非视民为“工具”,而是认为民的价值高于社稷和君主。儒家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即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战国时期,孟子劝说诸侯国君行仁政而“王天下”,故孟子并非“尊天子贬诸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从政治体制上说,它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这是其历史的局限,但不可否认儒家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因此,在民本思想中亦蕴含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在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进程中,传统的民本思想被扬弃：一方面,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被否定;另一方面,其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的思想被继承。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小雅·天保》新探

近年研究《诗经》的文章,谈及《小雅·天保》多从旧说,几成定论。但其题旨、作年以及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颇有明辨之必要。本文谨就上文诸点,粗陈浅见,抛砖引玉。 一 《小雅·天保》的诗旨究竟是什么?自《郑笺》而后,聚讼纷纭。究其原因,乃是“《序》与《笺》语意皆含糊”所致。可见汉代注家对此已不甚明了。毛氏所传《天保》序云:“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原意,不外君以德化下,臣以德颂上一类主题,其意甚明。问题出在《郑笺》上。《笺》云:“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郑玄认为,毛氏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一句,并不指天保题旨,而是指其前面的《鹿鸣》至《伐木》等五首的主题。而“臣能归美以报其上”才是《天保》的题旨。根据郑氏的理解,宋人朱熹为《诗》作《集传》时,索性将六首定为作于同一时代的“君臣赠答之歌”。近人多疑之。苦于找不到更好答案,于是把《天保》从六首同一题旨论中解脱出来,而冠之以“文武之世……臣下祝颂周王     

《庄子》寓言“庖丁解牛”的底蕴

<正> “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见《庄子·养生主》,但对“庖丁解牛”的深层底蕴,历来脍炙入口似尚未有人揭破。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梁惠王?)解牛,“类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夸赞后,庖丁讲了一番“解牛”的道理,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牛)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