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补正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补正吴晋生吴薇薇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两书，全盘否定现存的《竹书纪年》（简称《竹书》）；又宗从孔安国、司马迁、刘歆等人的“文王受命”纪年说，这显然是一大失误。因为“文王受命”本来是周人自己制...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晋出公以下世系纪年考

晋国自出公以下,文献所见国君世系、纪年混乱不一,分歧巨大。■羌钟铭、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的出土提供了探讨此问题的新契机。司马迁在《晋世家》与《六国年表》中当利用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出公二十二年出奔,知伯强立所善哀公为晋君,是年为哀公元年。哀公二年,知氏被灭,三家更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年晋出公去世。魏史《纪年》、赵人所作《世本》皆不记哀公,直书继出公者为敬公,即不承认知伯强立晋君之合法性。如此,《史记》、古本《竹书纪年》所见众多分歧,可迎刃而解。晋出公至晋幽公之纪年,可由■羌钟铭考订,依上述考订国君世系,诸君纪年正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吻合。幽公之后,孝（桓）公继立,孝公二十年被韩、赵迁于屯留,孝公三十年更迁于端氏,在位共32年。继孝公而立者为静（悼）公。静公八年,赵夺端氏,静公寄居韩之屯留,为韩不容被弑,是年为公元前349年,晋绝不祀。     

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

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末春秋初年周王朝王位继承的世系、年数,不仅与《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不同,而且也与古本《竹书纪年》也不尽相同.依清华简《系年》所说,周幽王死后“邦君诸正”在虢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携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之后又经过“无王九年”的时期,晋文侯才迎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之后才东迁到成周洛邑.《系年》虽不合《周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但和《左传》甚至与束皙所见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相合,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商初的伊尹,在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中均有显赫的地位。《尚书·君》云: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尚书序》又说:沃丁“既葬伊尹于毫”等等,大概都是可靠的。在甲骨卜辞中称伊尹为“伊”(《京》3892)、“伊示”(《续存》下766)或“伊,(《粹》828),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辞中又有所谓“多尹”。卜辞中又称伊尹为“黄尹”(《前》1·51·5)、“黄”(《乙》3037),亦即《诗     

李清照的少时风韵——《点绛唇·蹴罢秋千》词浅见

<正> 《点绛唇》“蹴罢秋千”一词,是否出自李清照的手笔,历来看法不一。《词林万选》等七种古本认为是李清照作,《古今词统》等七种古本认为是无名氏作,明人杨金刊本《草堂诗余》认为是苏轼作,明人茅暎撰本《词的》认为是周邦彦作,近人赵万里辑本《漱玉词》批云:“词意浅薄,不似他作”。19S9年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认定是李作,评价颇高。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辑本《李清照集》和同年脱稿的王学初先生《李清照集校注》     

《北朝诗》韵字举误

本文主要从用韵角度考察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北朝诗》部分。依据北朝诗用韵的时代、地域特点 ,结合历史文献材料 ,对书中与诗韵相关的失误进行辨正     

《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

《今本竹书纪年》由于行世较晚，研究者多以其书为伪，以至后人几乎弃而不用，至为可惜！本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绝非王国维等人所说“杂陈”各书，其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晋的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了整理；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总之，《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正

《海录碎事》中误辑、误引颜延之诗文句十二则,《诗渊》中误辑颜延之佚诗二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中误辑颜延之佚诗残篇三则。其中多数都是把江淹的拟作误系于颜延之名下,有少数属于文字讹误和文句颠倒。此外,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误辑颜延之文一篇。有必要进行考辨厘正。     

法物钩沉——读《老子》断想之一

<正> 一遍查《经》部与《子》籍,不见“法物”一词;而“法令”一词,则在《管子》、《孙子》、《墨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六书皆有之。尤应注意者,《韩非·解老》,亦无“法物”二字,而“法令”凡两见。由此足证,“法物”一词非先秦所本有,而《老子》古本,亦当作“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法物滋彰”云云,定系晚出。二“法令滋彰”一语,在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上,均作“法物滋彰”;经高亨、池曦朝考定,甲本写于刘邦称帝以前,乙本写于     

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日食说质疑

古本《竹书纪年》云:“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今日天文学家皆解为日食,并认为此即公元前899年4月20日5时27分之日食,言之凿凿。我昔作《西周诸王年代考》亦从其说,但以为此日食在我的年代考上应在孝王元年,而非懿王元年。于是在同仁中发生争论。我继续钻研此问题,发现所谓“天再旦”不似日食,有甚可疑者,兹述之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我国古代日食发现甚早。《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可证夏代已知日食,而记之于书。殷代则刻日食月食于甲骨上,凡读过甲骨文者皆知之,不须征引。周人当然更知日食月食,例如《诗·十月之交》(当作七月之交,见拙作《诗·十月之交》应为七月之交说》,《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第一章:“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     

关于周懿王的始年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及古书说"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判断周懿王日食应发生在公元前953年3月19日,此年即懿王元年。恭王元年、孝王元年、夷王元年应分别为前982、前920、前912年,故对这段金文历谱重新排列。此外,关于周朝总年数及小盂鼎的年历问题均有所补正。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先秦史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有无禅让制度一种较遍普的意见认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着一个禅让制度。例如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末期,在传说的尧、舜、禹之前,部落酋长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已很激烈,禅让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到了尧、舜、禹时代,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     

殷墟为殷都辩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罗振玉通过精心研究,确认其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并首次指出甲骨文出土地——安阳小屯即殷墟。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中商代先公先王之考证,确认《史记·殷本纪》所记商王世系之可信,断定《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之说之可靠,并指出盘庚所迁之殷为“洹水南之殷     

蒋春霖之生平与著述

蒋鹿潭虽为道咸词家巨擘,但有关其事迹之记载及后人对其研究之工作均极少。国内学者周梦庄先生之先祖潇碧公与鹿潭结交,周梦庄于五十年代寓沪时辑有蒋鹿潭年谱,复为其词作疏证,后周梦庄移居台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于1989年为周梦庄出版《水云楼词疏证》。又国内学者冯其庸先生亦醉心于水云楼词,撰有《蒋鹿潭年谱考略》及《水云楼诗词辑校》,1986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合并出版。除上述专著外,有关蒋氏研究之论文,计有张孟劬《近代词人逸事·蒋春霖遗事》(载《词学季刊》二卷四号,1935)、张孟劬《与龙榆生书》(《泰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转载,1983)、吴眉孙《与龙榆生言蒋鹿潭遗事书》(载《同声月刊》一卷五号,1941)、谢孝苹《蒋鹿潭在泰州》(《泰州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及《读蒋鹿潭<水云楼词>札记》(《词学》第五辑,1986)等。本论文是目前研究蒋鹿潭较全面及较有系统的著作。     

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     

孙膑故里辨析

<正> 关于孙膑的故里,现有郓城、鄄城、阳谷三说。笔者在翻检了《春秋》、《左传》、《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等文献材料后,对郓城①、鄄城、阳谷②三说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在这三说当中,以郓城说的根据最为充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兹予以申论。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是我们研究孙膑故里的基本文献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史记》这段文字谈清楚了两个问题: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罗振玉确知甲骨真正出土地时间考

清光绪己亥年,即公元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洒、山东福山人王滋荣从古董商范维卿手中看到了甲骨实物──当时被称作中药的"龙骨"。经过他的精心观察和研究,湮没于地下3000年的商代甲骨文才被认定和发现,从此,开创了我国文字和历史研究的新纪元。古本《竹书纪年》载,商代"自盘庆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的地望,据（史记·项羽本纪》言在"垣水南,殷墟上",而《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得更清楚："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殷墟70年的考古发掘史也充分证明：商代自盘庚迁都以后,整个后期,包括8代12…     

《诗经》305篇皆可弦歌考论

《诗经》305篇皆可弦歌。对此,先秦迄北宋并无异议;南宋朱熹等则不以为然;至清代晚期方为学人普遍认同。先秦时弦歌《诗经》的主要是瑟而不是琴。孔子"皆弦歌"三百五篇",修复"周乐","放郑声",既暴露了他保守、倒退的世界观,又有益于《诗经》乐章和弦乐的保存和传承,有利于更好地施行乐教,使原本局囿于宫廷宗庙以及贵族、卿大夫之家的弦乐,加速下移并普及于士阶层,并对后世文人乐于琴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