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尔尼—海涅论争”及其当代意义

"白尔尼—海涅论争"主要发生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德国,它是"歌德论战"的继续;论争不仅发生在白尔尼和海涅两人之间,也发生在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各方主要围绕作家的政治品格、世界观、艺术观等问题展开;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对这场论争也从不同层面给予了解读;文学批评应恪守批评的边界,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诚的、理解的、同情的批评。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

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功能,五四新文化主流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分别为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以及学衡派等,他们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激烈反传统进行了回应。论争展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改造策略,是五四文化生态圈保持平衡的对立互补两极。     

儒道互补仲长统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著名思想家,他才华横溢,满腹经论,明于知人,期望为东汉皇朝刷新政治,重整秩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后由尚书令荀或举荐为尚书郎,参与曹操军事活动.在荀或因反对曹操专权死于非命后,仲长统即转而发愤著述,留下一部<昌言>.他猛烈抨击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擅权造成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和百姓苦难,揭露豪人之家势力膨胀带来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提出限田抑兼并、减刑救贫弱,慎选举正官风,重本抑末发展经济,以及加强武备,注重教化,移风易俗等主张,展示了儒家的传统理念.由于仕途受挫,他又深感"名不常存,人生易灭",希望"卜居清旷",远离尘嚣,在大自然中享受生之快乐.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浪漫情怀下的感伤与夸饰——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批评风格

"感伤"情调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普遍地弥漫在其文学批评中,并呈现出自我表现,感情夸饰以及意气用事等特征.其批评情感的质地以感伤、苦闷为底色,又有强烈的宗派意识和对抗情绪.批评者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论争、论战中的情感发泄和情绪化的批判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但这种论战也推进了"五四"文学批评逐步走向批评意识和文体并重的规范化操作.     

从“后汉三贤”的天道观看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萌发

"后汉三贤"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在各自著作《论衡》、《潜夫论》及《昌言》中都有关于"天道"的精辟论述。王充指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将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王符主张"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强调人之调和阴阳、和谐治道的作用;仲长统进一步提出"天道为末,人事为本"的观点,突显个体价值。三者天道观的历时演变轨迹正是东汉一代士人思想解放、自我意识萌发的过程,其中有对前朝"天人感应"言论的承继,亦透露出后世玄学思想的新动向,并映射出后汉一代士人欲突破天命、寻求个体价值的不懈努力。     

荀悦与仲长统思想合论

荀悦和仲长统都是东汉建安时代的士人。荀、仲二人在天道观和社会治理方略等方面互有异同。荀悦所著《申鉴》重在申说和反思历史教训,其思想对汉代儒学既有保留,又有质疑;仲长统所著《昌言》则奋起批判时政,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代儒学的哲学基础。这既是汉魏之际思想界由儒学转向名法思潮的反映,又透露出魏晋玄学即将兴起的某些信息。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中国科学社与"科玄论战"

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吸引了众多的思想家、科学家,许多中国科学社社员也参与其间,站在"科学派"一方.虽系"科学派"的阵容,社员们对科学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他们在论战中捍卫科学,攻击玄学派,不乏偏激之语,但并未将科学知识绝对化,因而不能将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定位为"唯科学主义".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李兵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向创造社、太阳社指出一把矛头对准鲁迅是不正确的，应该停止论战，团结鲁迅，共同对敌。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场论争中...     

“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论文学经典当下阐释的困境和出路——从对“白毛女应不应嫁给黄世仁?”论争梳理开始(一)

"白毛女应不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论争由来已久。2009年10月14日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与学生探讨流行文化后此论争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除熊元义外,事后更有网民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论战文字散见于网络、报纸、杂志甚至是纯学术刊物。文章深入分析了论争各方的观点和行文,认为有三个关键问题要进行梳理:一是此论争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上显示出来的严谨性差异情况;二是赞同"白毛女应嫁给黄世仁"的是个体还是群体?三是《白毛女》在此次论争中的境遇,反映出我们采取正确有效的方式对文学经典进行当下阐释的重要性。     

从劝世治平到翱翔太清——论仲长统的愤世与出世

仲长统及其《昌言》批判社会不限于形而下的现象,也富含了哲理性思考。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但劝世治平的愤世言行同时体现出了道家倾向。仕途舛蹇、生逢乱世的身世感怀,影响其思考人生价值的定位由“愤世”进而转为“出世”。他借鉴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最终留给历史一个“狂生”形象。不过,魏晋士大夫抉择儒道、构建内外互补的理想人格,仲长统确是开启端绪的先声人物之一。     

论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兼论与左翼作家的论战

"人性"是梁实秋谈文学的基点,他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应是在理性制约之下的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是没有时代与阶级的分别的,具有永久性.他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的论战,首先是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论争的焦点并不在同一问题上,是一场错位的论战.他反对左翼文学,除了政治上的偏见和文学观念的原因外,还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密切相关.     

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叙述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而非"定一性"的命题,列宁对跨越峡谷的发展模式予以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跨越峡谷的两重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应证."卡夫丁峡谷"的论争是一种关于历史"线性"的论争,它与当前的全球化问题缠绕在一起.     

文化问题与"文化学"建构的本土需求

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背景下,受西学启示,部分中国学人致力于"文化学"的建构.20世纪以来对于本土文化问题的广泛关注,提供了"文化学"理论在中国的独特的社会需求,导致"文化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文明边缘、学术文化落后的国家获得特别的发展,与其在西方学术界的景况相比,甚至十分超前.这一学科在中国,发轫于20世纪初开始的中西文化冲突;1930年代的文化论战对它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推动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和争鸣;建构者关于"文化学"学理的阐述,与思想界的文化论争紧密联系,学科的建构实际上以论证各自的文化观为基本目的.这一学科建构过程,反映了中国学人通过"文化学"学科的建构来"准确"认识自身文化价值的期望,和把握文明认知和自我定位的理论工具的需要.总的来说,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的派生.     

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

在20世纪所发生的哈特与富勒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并将"分离说"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这场论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是:当我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道德的逻辑和标准去替代法律的逻辑及标准;而当我们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忽视对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     

"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正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基本潮流并存的境地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特殊矛盾的视野下进行文化选择.     

从仲长统的政论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何在?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是我国史学界曾多次加以探讨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目前仍意见歧出,难于作出大家比较公认的结论。笔者发现,东汉末三国初杰出的政论家仲长统,实际上已预见到当时的社会将在一治一乱中循环往复,找不到解脱的出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封建社会将长期延续。仲长统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是如何加以论证的?他拟定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是什么?他的观点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何价值?本文拟略陈固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