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清初,我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屏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史称朴学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_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学术方向的扭转,即朴学压倒理学,演成趋势;另一次是学术理路的改变,使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社会新旧交替时期,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的思想革命;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一个学术思潮内部,属于朴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与深入。事实上,也正是第二次转变。彻底终结了理学时代,迎来了朴学的全面昌盛。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翁方纲的“仕”与“学”

翁方纲是清代著名学者。他20岁中举,仕途平坦,然并非一无波折;先辈及同时学者,尤其是挚友尹嘉铨的文字之狱,难免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其处世哲学。时刻兢兢畏惧的審慎贯穿了翁方纲作为学者型官宦的一生。而作为学者的翁方纲,其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与高广渊博的学识更被同事、友朋乃至当朝帝王普遍认同。在仕与学之间,翁方纲不仅对后者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更把它当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毕生追求。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阮元之治学宗旨与汉宋学术史观平议

阮元论学颇师承戴震,首重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究明文字、音读、训诂,然后由字通词,由词通句,由句通经,由经达道,贯通古今。研究名物典章制度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演变之大体情形,加以动态的、综合的考察,即便纯粹的语言义字的考究,亦能探究源流,揭示由来。其学术态度,乃是一调和汉宋之大家风范。     

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试论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

从汉代到宋代,“计赀定课”是农村越来越重要的赋役征派方式。迄今论者通常认为,就制度变迁而言,农村的赋税由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化是一种进步。这是正确的见解,不过尚不全面。事实上,农村的“计赀定课”在制度层面上一直存在着若干严重缺陷,主要是资产评估的法定对象的界定长期不明晰,没有设定免征基数,资产评估方法不完善等,由此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实施的诸多弊端,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普遍不发达,是当时的统治集团无法克服上述“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的客观经济原因。     

庄存与同宋学关系考实——以《四书说》为中心

受晚清学术视野的影响,庄存与的公羊学向来受到普遍关注,却无形中遮蔽了对其学术其他面向的考察。对于这位对六经和四书皆有解读的经师而言,乾隆朝汉宋相争大背景下他对宋学的态度,更彰显他与周遭时代的离合异同,也更能体现他的学术思考与追求。实际上,庄存与除了在其持躬润身方面多以宋学为宗外,在更广大的学术关怀上面,如无论是天道、伦理观上,还是政治、历史观上,皆对宋学持有尖锐的批评立场,与其时代众多汉学家"经学尊周孔,立身法程朱"的主张并不相悖,充分说明以往将庄存与看作乾嘉汉学对立面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     

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和《石洲诗话》

翁方纲学问渊博,精于经史、金石、考据之学,又是当时著名书法家,同时致力于诗学,其诗学主张与其治学态度、创作实践是完全一致的。而《石洲诗话》更是其肌理说理论的具体阐发。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汉宋经典诠释方法异同考

汉学和宋学作为经学的两种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其区别在于它们对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汉学的诠释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经典的文字诠解与梳理,解字释词及训诂考证是其特点;宋学则进了一步,从以文本为中心走向以传记为中心,大大扩展了解释空间.对汉学和宋学从方法论上考其异同,评其得失,有助于厘清经典诠释史的发展脉络.     

乾嘉汉学与文学背离的成因探析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的主流学术思潮,在经学领域与宋学相对峙,与文学也产生了背离。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文人的传统偏见、治学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的时代因素。乾嘉汉学与文学的背离不可避免地对文坛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逆笔”：翁方纲论黄庭坚学杜

黄庭坚学杜,历来学者都十分关注。翁方纲重新加以考究,以“逆笔”命名,并为其诗中用典作了新的定义。但由于没有贯彻他所透析的“逆笔”之术,翁方纲自己的诗作则多成了典故的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