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人文关怀——评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数年前,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将我们弘扬多年的“人文关怀”落到了实处。众所周知,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如同在经济、文化上被边缘化一样,中国西部在文学上也长期被边缘化。固然不乏有着一些对西部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批评,但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独特文明形态下的一种独特文学存在,中国西部文学在整体上一直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更遑论像研究“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文学湘军”、“东北作家群”等那样成为关注的热…     

辽金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 我们感受到了两种趋势: 一是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增加带来的研究队伍的扩大; 二是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而引起的学术创新度的弱化。因而, 古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初应当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辽金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 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新时期以来, 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方法论热”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使文学研究呈现出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脱离研究对象客观情况、仅凭主观臆想的空谈之作。辽金文学的研究者们则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学风, 检…     

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

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内部已出现一种自觉的学术转向,即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和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文学样式及其发展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方式之特点.中国文体学不仅仅是文学的体裁问题,而是古代文学的核心和本体性问题,因此,中国文体学的研究是开放的.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的结构与观念、与之相关的文体价值谱系、文体学的跨学科研究、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等,都是中国文体学可开拓的学术研究空间.     

中国近代的复古思潮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复古思潮往往统治着中国的文坛.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是由士大夫垄断的,士大夫信奉儒学,儒学以上古的“三代”为最高理想.孔子的行政目标就是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儒家在文化上的“复古”趋向.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核心,“文”数千年来除了增加了“骈文”.变化并不大,始终以秦汉之文为作文的典范.“诗”虽然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自唐以后也很少有重大变化.以至宋以后的文学有所发展.往往是在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词、     

过渡、衔接与转型——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两种文学本位观主宰着当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正是这两种文学本位观使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缺乏主体性。在古代文学的立场而视 ,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延续 ,但更是古代文学的衰落和死亡 ;在现代文学的立场而视 ,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生 ,是现代文学的先声和开端。古代文学更看重近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现代文学更看重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因素的萌生和壮大 ,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本位观观照下 ,近代文学被拆解成两种面貌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更重要的是 ,不论是站在现代文学的本位立场还是站在古代文学的本位立场 ,近代文学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其地位都不可能得到认可。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中国近代文学都是边缘性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的内在统一性 ,不具备充分的类型化 ,同时表现出典型的变革时代色彩。建立起恰切的中国近代文学本位观 ,是修治中国文学通史的关键     

我的大中国文学观

基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因历史割断和地域切割造成对整体观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基本内涵为:一体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与生态协调,母语思维。本文还提出了“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前沿性研究话题,以期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

北方各民族积极参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分为三大系统,中国古代民族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应,亦可分为北方民族系统、中土民族系统和南方民族系统。这三大文化—民族系统分别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中土汉民族文学和南方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土壤。三大文学系统由北而南,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学总体结构。北方民族文化、文学往往为主体民族文学输入新鲜血液,激活其内在运行机制,使其得以充实和重振,呈现出新的风貌。北方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不但使中华古代文学保持了活力,也是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汉语文学的发展,既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汉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胡化”。     

论“辨味”批评的实质和特征

“辨味”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它是古代诗味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结果。“辨味”实质上就是要分辨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分辨文学的表现形态和风格类型；分辨文学的品位、韵味、意境，其强调文学接受的重要性和接受主体的能动作用，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     

加强我省古代文学地方特点的研究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南北之分,它们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在北方文学中,我省古代文学又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点。本文拟通过对河北古代文学发展轨迹的描述,试图探讨它的地方特点的形成及其条件,它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就,它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出我们今天对这种历史传统所应取的态度。至于对河北古代文学地方特点的“横向”分析,留待他文。 古代文学既然是一定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就必然具有时代的特点和地域的特征。我们过去比较注意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将这种研究深入下去,就不能不注意它的特殊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应该注意古代作家作品的地域性特征。对此,我们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应该指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非就是提倡狭隘的地方观念,也绝非鼓吹“地理决定论”。因为,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进行的。我国由于地域广阔、民族众多、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文学

重启东北文学概念,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学的流变,借此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东亚文学中的某些问题。梳理东北沦陷初期《夜哨》文学和《文艺》文学,《夜哨》文学跨域到上海成为中国1930年代抗日文学的先锋及典范;《文艺》文学被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继承,成为隐微书写、解殖文学一系。而日伪在东北炮制的“满洲文学”成为东亚文学演练场,为东亚被压迫民族文学提供了发表场域,多语言多国族的文学想象、文学作品是思考东亚文学的资源及文化遗产。新的现实、新的形式、新的场域,东北文学为重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和东亚文学提供了契机。     

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

中国上古重数 ,以数为宇宙化生的关键和万象联络的枢纽。先民由卜筮之数创为八卦———《易经》 ,开创我国文献—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包括《易经》产生的商周之际 ,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经六次变迁而贯穿始终 ,表现由文献而文学 ,由诗文而小说、戏曲 ,由外及内 ,由明转暗 ,由粗转精等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久被忽略而显得隐晦。其隐晦之故有社会、哲学及文学批评诸方面的原因。从作品的不同层面看 ,这一传统表现为编撰“倚数”称名和布局谋篇 ,“倚数”行文的模式与技巧等 ,综合而成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机制 ,表现出数理美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数理与形象互相含蕴而相得益彰。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不单纯是文学形式的探讨 ,而将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可能 ,有时本身就是这种阐释。本文主张建立写人与叙述并重、形象与数理结合的新的古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模式。     

編者的話

本期所发表的“現代文学各課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問题”,“民間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略論开展中国現代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反映了山东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学整改后在中国現代文学、古代文学、現代史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上的轉变和革新。各文中的許多論点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

契丹境内,诸族混杂,东北、西北、西南三边所存之民族问题极令人头痛,而党项问题亦是一个迄未解决的难题。由于《辽史》记载缺略,契丹境内党项部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尚无法知其底蕴。本文主要意图即想搞清党项部落在契丹境内的分布,并对史料中记载较为混乱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一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最早提出了唐古即党     

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审视──评周惠泉著《金代文学学发凡》

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审视──评周惠泉著《金代文学学发凡》胡传志长期以来，金代文学研究不仅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以往的研究还经常受旧的“正统”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偏见。进一步加强金代文学的研究，需要我们以新的眼光检...     

因枝以振叶 沿波而讨源——中国古代小说个性表现艺术源流辨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中,数十年来一直流行着“从类型化典型走向性格化典型”的说法.这种“类型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从理论发展到创作实际都证明,“从类型化到个性化”是西方古代文学形象塑造的客观现实,“这一规律也应该符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的实际情况”;尽管《三国演义》等明清时期的一些长篇小说思想艺术成就不容低估,但由于它们产生在“我国叙事文学不太发达、形象塑造的经验相对贫乏的基础上”,所以不可能“比十八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比塞万提斯和乔叟等人还早得多,就一步登天地跨入了个性仙的殿堂”.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形象,以弥补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之不足,就方法论而言并无不可;然而这一论断并未建立在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之上,理论阐述与文学实际之间缺乏严密的契合,因而显得似是而非,有失偏颇.     

现代性·近代性·现代主义——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质疑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虽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形态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赓续,是自本世纪初文学改良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确立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异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以上我所说的几近于常识,然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读了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以下简称《近代性》)一文之后引起的一点想法.对于《近代性》一文有两点质疑,陈述如下,希就教于杨、宋两先生.一、关于“现代性”和“近代性”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不具备现代性,只具备近代性,这是《近代性》一文立论的基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从“塔不烟”人名释说谈辽和西辽朝的农业生产——汉族、古契丹族的友好历史关系

作者认为“塔不烟”作为人名盛行于辽和西辽契丹人中的原因,是出于契丹人对从汉人学会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经济,从而巩固强大了地方政权一事的无比欣喜。文中简述了契丹人向汉人学会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并详述了辽和西辽朝契丹统治者如何通过政权组织力量把从中原汉人方面学来的农业生产知识、技术、经验传播到北方、东北,特别是西北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情况。作者对古今汉语的异同以及日语和汉语的关系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塔不烟”即“挞不也”这一契丹语新词产生和被用为“人名”的时间不早于公元九世纪晚期至十世纪初叶。其来源,可能出自古汉语“田父、田父爷”的移殖语(借词)回译,并有可能与日本语中的“田植[名]·”一词有某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