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教学应该重视出土古文字材料

出土古文字材料在汉字、音韵、语法等教学中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纠正一些错误,一方面可以为某些说法提供例证。古代汉语教学应该充分重视出土古文字材料。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议和支持下,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文史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等院系共同组建的学科平台,挂靠图书馆。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保护、整理和传播中华古籍资源与中华文明。研究院将重点建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中华古籍书目数据研究中心以及中华古籍保护技术基础科学实验室等学术机构,创     

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初读《郭店楚墓竹简》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里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804枚竹简,经考释知是儒道文献。这批竹简的出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其次,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不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其三,它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其四,它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古文字的研究和运用

古文字指<说文>古文,即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乾嘉以来的学者对于古文字有相当的研究,特别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不但声义兼明,而且考证形体,并对<说文>所收古文字进行研究、考证.近几年来,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出土,丰富了对古文字字形的探讨材料.本文拟就<段注>利用文献材料对<说文>古文字说解的肯定、批评或纠正、补充等,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

《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撰作的有关古史与古文字的最后作品之一。该文针对当时钱玄同对《说文》古文及壁中古文经的质疑,以大量出土古文字材料为论据,提出这些古文实为战国时期东土的流行文字。这一论点为后来成为古文字学重要分支的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文字学和《说文》的科学研究——兼论《〈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新途径及学术贡献

现代古文字领域的研究 ,已走出了宗许和疑古的圈子 ,新古文派用现代语言文字学原理来观察传世文献字书 ,把静态文献资料放入动态的历史发展阶段去认识 ,以考古材料为据 ,结合古籍记载、科学过滤、净化传本。《〈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是当今文字学中一本令人注目的著作 ,书中运用数理语言文字学等新学科原理、手段 ,通过对许氏六书理论的二层次分析 ,数据比较、探索语源、辨证古音、形符巨网络系统、考古材料和《周礼》结合下的两周官制等方面研究 ,为中国古文字及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释“蜀”

对“蜀”字造字本义的传统解说提出质疑,指出“蜀”象野蚕之形或象毒虫之形的传统看法缺少有力证据,认为“蜀”字的原始构形理据是由蟾蜍与蛇嬗等动物构成的。考释佐证采用古文字字形材料、地下出土材料和现有文献书证材料作综合论析。     

《经典释文》异文新证——以简帛文献为依据

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为主要依据,对《经典释文》中的异文进行观察,利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法,从注音、释义、校勘等方面揭示《经典释文》中各种释文类目的本质,体现新材料在传统学科研究中的作用。     

东巴图画文字的产生和运用

纳西族的东巴图画文字是世界上少有流传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为国内外研究古文字的专家所注目,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初便形成一种热潮,至今未衰,纳西族东巴古籍中的图画文字便成为一份研究古文字起源和发展的难得可贵的资料。一些专家还对纳西族东巴图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本文不是想论及东巴图画文字的特点及某个具体的东巴图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变化,从而论证纳西族东巴图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只是通过东巴古籍中的一些材料,对作为整体的东巴图画文字的产生和运用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有识之士。     

文明的见证--论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书写排列形式产生原因

通过对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单字构形方面不同之处的对比，配合史书中有关中国古代特定时期书写条件的记载和能够反映这一特定时期书写条件的地下出土实物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书写排列形式产生的原因，并据此否定了西方某些学者所言“‘自右向左，自上向下’的典籍文字书写排列形式是中国人所天生具有劣根性的最初表现”这一错误说法。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甘肃历代《诗》《书》类古籍文献题录

根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学者、作家有两千多人,著述典籍三千余种.由于科举取士,甘肃学者普遍研习经学,在《诗经》《尚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除大量论札之外,有文献记述的《诗经》类著作14种、《尚书》类著作8种,大体反映了甘肃地区在《诗》《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古学与今学是东汉经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内涵复杂,既指两组不同的经典,也指不同的学派和学统,也涉及不同的治学方法、阐释体系和风格。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学官与民间儒学研究的制度性对立。它们同西汉时期的古文、今文概念有关联,但是不同。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上古楚语研究述评

上古楚语的研究呈现出由记录性、零散性、单一性逐步转向考证性、系统性、多角度性的趋势,其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但有许多方面仍需加强,突出表现为:史籍所载楚语资料穷尽性的梳理工作,楚地楚人作品中楚语成分的考证,出土的楚地文献的充分利用与详尽分析。     

汉文古籍索引自动化实践与研究概述

20世纪70年代,欧美地区相关机构开始尝试利用计算机编制汉文古籍索引,汉文古籍索}I自动化从此滥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已普遍使用电脑编制索引,使得日本在汉文古籍索引自动化方面成果卓著。韩国虽收藏大量汉文古籍,惜其利用计算机编制的索引成果不丰。作为最大的汉文典籍收藏区域,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在古籍索引自动化领域均有建树。台湾肇始于1984年,大陆启动于1988年．香港发韧于1992年。不仅其机编索引成果丰硕,学术界还对汉文古籍索引自动化理论了探索与总结。     

从古文字看《说文》省形误判现象

在许慎《说文解字》中,以省形来分析字形多半是有问题的。从古文字材料出发,可以看到有47个字是因为形体上的变化而导致的误判。通过归纳分析被释字与所省字古文字形、小篆字形的关系,发现这种误判可以分为古文字形、小篆字形上均有联系不必为省形,古文字形无关、小篆讹为相近,古文字形、小篆字形都无关三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字小篆字形讹为他字,字形说解则更是牵强附会了。从古文字形材料入手,可以对这些误判的字形作更为清晰的分析。     

论古籍编撰活动中的编辑思想

古籍四部编撰的内容和形式都蕴含了大量的编辑思想。经部列为四部之首,与其说是统领作用的原因,不如说是对它"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认定,传承经学、弘扬儒家的思想十分鲜明。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撰史,史书编撰体裁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历代政治制度类史籍的编写方法都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子部类目在各古籍分类法中的位置上下动荡,或紧跟经部,或在史部之后,反映出各朝代及目录编辑者对子部书籍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态度。历代文编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文籍之内容、文编篇章之选择和对笔记小说的充分肯定等方面。图书形制、不同载体材料以及插图等也都成为表达编辑思想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