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前期殿试时务策中的边防军事策问

关于边防军事的策问,是明代前期殿试时务策的重要方面。洪武朝关注的是边疆民族的兴衰对于国家安危的影响,永乐朝关心的是军制沿革与明代军制的优劣,正统朝的策问则以巩固边防、建设边防为题。不同时期士子们的对策也各具特色,从中看出明代进士所具备的广博知识与人文底蕴。     

清代殿试策问的分期及其与学术的互动

清初殿试策问强调咨政问策的功能,康熙亲政之后策问的教化功能增强。乾隆十年始殿试策问转向重视考据,其广泛的社会传播效应和示范效应,成为学术向考据学转型的契机。科举与学术形成互动效应:殿试策问肯定考据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路向,并选拔人才,同时也引导了学术的路径与走向。     

唐代“制举”、“殿试”辨

唐代“制举”、“殿试”辨葛翠玲唐代科举有常举、制举之分。常举，一般是指岁举性科目。关于制举，赵文润先生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将其解释为：“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通常在京城宫殿上举行，所以又叫殿试。”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据《新唐书·选举志》载...     

略论唐代的制举与殿试

葛翠玲同志在《唐代“制举”、“殿试”辨》①一文中，对我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关于“制举”、“殿试”的一条解说，提出了很好的商榷意见。这里，我就唐代科举中的制举与殿试，略谈个人的一些浅见。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按“常贡之科”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的制度，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制举是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即“其天子自诏者日制举”②。天子下诏举荐人才来源于汉代。但作为科举中的制举，直至唐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二月，设志烈秋霜科，韩…     

秦桧后人的危机公关

乾隆十七年，皇太后60寿诞的万寿恩科，殿试结束后，主考官照例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上呈皇帝，等待钦点状元。评卷大臣们一致推秦大士为一甲一名，但最终结果还得由皇帝亲自定夺。秦大士是南京士子，自幼聪明好学，10岁便能写诗作文，25岁考中举人，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才华横溢。     

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同志所著《明初重典考》一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囿成说,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精心考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在研究明初朱元璋的重典之治问题上的许多不实之论,是一部力求恢复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著作。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立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封建王朝的法制建设。他亲自主持了《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同时颁行了大量条例和法令。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指导下,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实行了自唐宋以来空前严峻的重典之治。然而,长期以来在对明初法制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朱元璋偏于轻刑或虽用重典而不及于平民的观点。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首先就明律、《大诰》峻令、律诰外诸峻令等逐一进行研究。通过对洪武年间的三个基本法典即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洪武三十年律诰的制定,沿革和量刑情况的考察,认为前两个法典要比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为     

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的比较研究——以“天子思想”为中心

在中日两国历史上,存在着同源异态的两种君主制度——皇帝制和天皇制。中国的皇帝制始于秦始皇,及汉形成比较完备的封建体制。这一体制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皇帝制的核心,是皇帝个人集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于一身,推行“朕即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

本文从宫廷侍奉、造办、纂修、教育、守卫、行政这六种机构及人员方面,对明清两朝的宫廷情况进行对比,总结清代宫廷的特点,探讨其原因及影响.认为:清代每日出入宫廷的人员,大部分是外部男性,太监数量比明代大减,盖与满族男女之防的旧俗不像汉族之森严有关；而每日都有较多官员入宫与皇帝办理政务,则是清帝对宫廷制度的重要改变,与满族皇帝勤政、吸取明代教训以维护满族主体统治有关.清代宫廷的这些变化,对清代政治也产生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影响.     

清朝光绪殿试答题卷什么模样

知识改变命运。古往今来，无数次不同种类的考试都印证着这句话的道理。前段时间，记者走进江阴市档案馆，一睹了百余年前清朝光绪帝时期殿试答题卷。透过这份当年考出第三十七名好成绩的江阴考生陈燧唐的答卷，我们能看到的是，作为科举制度下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的影响已超越个人命运，而延及家国.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通过"二十五史"中"七史"《选举志》了解科举制的基本演变趋势,弄清科举制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是科举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根据"七史"《选举志》的内容和相关记载,指出各志篇卷虽不尽同,但都因循《旧五代史.选举志》之例分为"贡举"、"铨选"两大基本部分;重点考察了科举科目由繁而简、学校越益重要的演变趋势;深入讨论了一些有过争议的问题,如科举与察举、科举制定义、进士科创建时间、进士科利弊与废置等。     

李林甫为相之久与唐玄宗父子矛盾之关系

李林甫居相位19年,其中任中书令长达16年,是玄宗朝担任中书令最久的宰相。李林甫之所以能够专权16年,这看似与玄宗玩弄平衡术的御人政策相背,实际上却隐含了深刻的原因。玄宗企图利用李林甫来牵制、扼制和打击太子,以维护自身皇权。其宁愿信任李林甫,也不愿信任自己的儿子。这是皇权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     

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     

清代《西湖十景图》的“圣境”展现与空间政治

清代《西湖十景图》呈现与重塑了江山一统下的西湖景观风物，承载着对西湖十景文化意象的传承与认同，昭显了皇权印迹下的景观政治，与帝王的江山统驭密不可分。《西湖十景图》结合传统文人绘画和舆图标识，借明晰的景观呈现融入帝王品味及政治意涵，成为权力展现的另一有效途径。作为各景观文化地标的御书碑亭被置于画面中心显要位置，通过空间展示突出强化风景所具有的权力表征与圣境意义。西湖十景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意象不仅是文化的“圣境”，更是体现皇权圣意的“圣境”，带有鲜明的皇权统治色彩。     

康熙上谕与《明史》成书——试析康熙朝《明史》未能成书之因

康熙朝御编的几十种图书大部分开修、成书于康熙四十年后，但康熙四年即谕命搜集史料、十八年开修的《明史》却在四十三年戛然而止，未能成书。《明史》的成书有竞顺治遗志、“兴朝修史”显示国力等多方面意义，康熙是一个极其强势的皇帝，其本人钟情于图书纂修，御编诸书中康熙着力最多的就是《明史》，本文以《明史》编修中康熙的上谕为切入点，以图解开其中的谜团。     

唐代的蝗灾再认识

唐代蝗灾严重,蝗害导致米价、粟价上涨,导致饥荒,影响士子应举。＂灾异天谴＂说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占有很大的市场。佛教文献中有专门预防、消除蝗害的咒语。当时出现了罕见的食蝗现象。统治者在面对蝗害时,采取了＂祷祈＂之法,当然,皇帝也通过下罪己诏,以正仓、义仓进行赈贷,并遣使者进行慰问,令灾区政府收葬死者、为受灾农民发放种子等措施来救助灾民。一些良吏也在各自境内采取了预防蝗灾、救灾的措施。当时的捕蝗方法主要有焚瘗之法,遣使者捕蝗,出赏钱鼓励民众参与捕蝗。姚崇灭蝗的功绩及焚瘗之法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不过此次捕蝗为后世提供了治蝗的经验。另外,唐代出现了生态灭蝗的现象。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东汉的军国大权,确立霸府统治。曹丕在曹操病逝不久后能够顺利并迅速地实现汉魏王朝更替,曹操霸府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霸府充当了汉魏易代的工具,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其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制度上的准备;其三,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高适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考

高适是盛唐时期重要的边塞诗人,历来对其边塞诗关注甚多,然而在诗人本体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疑点。如其在开元二十三年应制科试的经历,一直为学界所争论,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试地点是洛阳还是长安上。由于制举考试并不一定由皇帝主持,且考试地点往往确定较早,故而不能因玄宗身在洛阳就认为考试地点也在洛阳。而根据高适诗序和李白《赴上都》一诗,将高适开元二十三年的征诣地点确定为长安应无疑问。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