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和辩证思维: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论探究

毛泽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较为系统总结的第一人。毛泽东将党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增强理论的自觉性;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注重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和集体的智慧;运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坚持辩证思维,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总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深入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三个代表与中共历史经验

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共“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

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不等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混淆二者将会导致历史认识领域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或者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失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不同于本体论范畴的客观性,后者是指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前者则是以本体论的客观性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或者说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的能动符合.由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不可避免的介入,使得我们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时不得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对之的影响.一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及其作用是产生客观历史认识的必要务件.因而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并不需要排斥主体性及其作用;二是历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三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去准确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科学内涵.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论中国共产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

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加强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围绕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加强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始终重视加强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必须把做好经常性工作与适时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集中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论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

考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历史经验: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第二,准确定位宗教工作在整个国家事务中的位置,树立正确的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第三,认真探索管理宗教事务的有效措施,这是宗教工作的中心任务。     

世界服务业现代化的历史与经验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6》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世界服务业的服务生产、服务经济和服务要素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时序分析、截面分析和过程分析,进而勾勒出世界服务业现代化的历史轨迹。服务业现代化是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的转变,包括现代服务业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服务业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以及服务业国际体系和国家地位的变化等。世界服务业现代化表现出规模扩大、结构变迁、效率提高、质量提升等特征,总体呈现为可预期、长期复杂、协同发展、创新优化以及路径和模式多样的过程轨迹。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服务业必将有更大的创新性发展。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守护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守护初心的政党,守护初心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守护初心,坚持将初心守护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懈开展初心守护的实践探索,不仅形成了初心守护的优良传统,而且积累了许多富含深刻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初心守护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开展初心守护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初心守护提供了理论指南;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了初心守护的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明确了初心守护的前进方向;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立了初心守护的根本方式;建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初心守护的坚强保障.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超越实证与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传统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的,同时它又超越了上述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性研究的内在统一,开创了一条能够真正深入资本主义现实的独特的思想之路。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论

“透过现象看本质”一直被视为认识论的经典思维 ,它预设了一种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范畴的先验性存在 ,认识直接就是主体对客体绝对本质的认识。但是得益于康德现象学认知的马克思历史认识论则一举粉碎了这种认识的直接性 ,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认识论命题 :认识主体与客体并非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 ,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与此相连 ,认识主体与客体是一同作用于人的认知结果的。这就要求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介入其中 ,摒弃认识理性的原子式的个人直观及其虚假优先性 ,以达到一种社会地完成了的历史性认知结果     

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2 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历史经验     

浅谈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党的建设不仅关系政党自身的生死存亡 ,更关系到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的启示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创新

善于做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坚持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是新世纪新阶段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改进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在密切联系群众、增进群众信任上下功夫,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民主法治观念上下功夫,在坚持以人为本、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必须健全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推动群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