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与曹雪芹写梦

明清时期梦学理论的成熟，除了给一批以梦记史、论政、说艺的笔记体文学注入新的虚幻色彩外，还给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创作带来一些可以说是重要的或者基本的意象。汤显祖的们临川四梦》，突出表现了这位被称为明代文坛主情说的代表人物，正是以“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响成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梦学观念的相通之处。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赞扬了壮丽娘生生死死的至情之后写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在给邹梅宇的信中，汤显祖又写道：“二梦记殊党恍惚。推此恍惚，令人怅然。”把梦与文学的共性用“恍惚”一词来表…     

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

明代中叶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是从理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阳明心学的出现不仅从内部造成了理学的瓦解,而且也为明清两代文艺新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催化剂: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中尽力表现人的情感和明清文论中“情感”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大胆突破礼教规范、提倡抒写性灵表现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阳明心学及后学对圣贤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推崇,也直接引发了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语出本色”、“贵浅不贵深”的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     

船山诗论的读者意识现代观

船山诗论中的“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说”是其诗歌理论中最具现代色彩的理论部分。其中对读者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自得”之情的动态考量以及“入”、“出”自由的辩证分析,不仅使中国传统诗学在明清时期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思想,而且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中国哲学意义上“情”的三重意蕴

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情本体”的哲学.通过对早自《周易》时期晚至明清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哲学意义上的“情”可以概括为三重意蕴,即“身心一体”之情、“人我互欲”之情以及“男女相感”之情.这种情的三重意蕴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哲理分析的结论,而且其中每一个定义都以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为整个中国哲学史必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论冯梦龙的情感美学观

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是明清时期情感美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①。他的情感美学观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情本论、情教论、情爱论、情理论。下面对此进行专题阐析。一、情生万物、“情本永在”的情本说冯梦龙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坚持以情为本,强调“情本永在”、“情之可久”,对情感属性作了本体性规定。“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②。这里肯定情生万物、情之不灭和情之本真,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把情感视为世界存在的终极本原和一切生命创造的原动力,…     

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意境本体探微

意境本体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唐以前主要是道释两家的宇宙和生命本体,即“无”(闲境)和“空”.(禅境);宋代主要是由强烈的灵魂和生命意识变形而来的“幻”(幻境);明清主要是由丰满的人性追求而达到的超越世俗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情”(情境)。“无”、“空”、“幻”、“情”四大要素,构成了中国艺术意境本体的内涵。     

传统自然审美三维结构的建立及其意义

基于对“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体认,中国的传统自然审美心理倾向于致用功能和审美旨趣,古代文人用数不胜数的作品建构了自然审美结构的三维———“比德”、“拟情”和“畅神”。“比德”、“拟情”、“畅神”有其特定的生发基础和固有的艺术审美价值。     

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增多,传统民间“厌讼”和“贱讼”的诉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明清统治者从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对有关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程序进行了调整,确立了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陶渊明与王弼

陶渊明生逢魏晋玄学盛行的时代,他的人生和文学观念都与魏晋玄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性其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为主要内容的王弼玄学更是陶渊明立身为文观念的中心。正确认识陶渊明与“贵无”玄学的关系,实为我们顺利解读陶渊明的最基本的前提。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世反应不一。本文认为,“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从而引起两说之间的分流与撞击,共同组建成诗歌生命内核中的张力结构。“绮靡”本义亦只是表示文辞精美,归结到“缘情”上,意味着它已成为诗歌内在生命情趣赖以呈现的审美形态。“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逐渐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性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又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开展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交流。     

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王弼圣人“应物有情”的观点 ,实是他“圣人体无”思想的应有之义。圣人“体无而有情”的观点 ,上接孔孟的“凡间圣人”的观点 ,对汉儒“神化圣人”的观念作了根本否定。在“贵无论”和认定名教源于自然的前提下 ,将儒家之圣人的性与情统一于“自然”之中。这种观点以隐晦曲折的途径 ,启开了宋儒“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之说 ,儒学终于在现实的世界中 ,找到了“至乐”灵魂的所归之处。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以“情”代“性”：欧阳修“人情”内涵及对儒家性情论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了先秦“情”的实意内涵,以“人情”指代人们能普遍经验和接受的基础常识。在他看来,这种常识具有质实性意义,是人之为人均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从而使“人情”被抽象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普适理则,成为阐释经典和审视制度的观念基础。欧阳修对“人情”的看重与其对儒家传统“性”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将“性”进行分类和价值判定的同时直接诉诸现实经验支撑的传统论述模式存在内在矛盾,并减损了“人生而静”之“性”的本体意义,流于玄远空洞。因此,欧阳修试图以“人情”代替“性”论,以恢复先秦儒家“易明可行”的学说特征,增强儒家思想的现实感和说服力。欧阳修“以情代性”的观念尽管不够完善,但对宋代“性”论的发展仍有诸多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