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唐代教坊及内教坊乐官考论

教坊的乐官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教坊的高级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尽管有的教坊乐官深受皇帝宠信,但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任职方面颇受限制,其地位要比其他的官员低。唐代的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     

关于唐代教坊的三个问题

教坊始设于唐代,对唐代音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玄宗设立教坊的直接目的在于安置原藩邸的乐工与宦官;唐代第一任教坊使为范安及,教坊使的职能是管理乐人与音乐,他们与音乐才华没有必然的联系;青楼与教坊关系密切,盛唐时它是教坊选拔乐人之重镇,中晚唐以后教坊加强了对青楼的管理。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从唐诗看唐代长安绚丽的乐舞艺术——读唐诗札记

南山宿雨晴,春入凤凰城。处处闻弦管,无非送酒声。——刘禹锡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唐人在继承先辈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又通过与国内外各地区、各族人民频繁的文化交往,终于创造出了丰富多彩、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音乐舞蹈,为当时长安百花争艳的文化园地,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优美的乐舞艺术,在唐诗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反映。盛唐时期,长安除太常寺的大乐署有很多乐工外,位于皇宫里的内教坊、位于光宅坊的右教坊和位于长乐坊(后改名延政坊)的左教坊,也有许多乐师和舞蹈人材。相传唐玄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驳“唐代串演戏剧与梨园无涉”说

针对任半塘先生《唐戏弄》第八章《杂考》之《梨园考》谓“终唐之世,串演戏剧一事,实与‘梨园’二字无涉”一说,加以辩驳,指出:玄宗时之所谓“梨园”,实由武德初即已存在的隶属于太常寺之梨园新院解体而成,即蓬莱宫侧之左右教坊。此教坊亦习散乐,而唐代宫廷戏剧表演正隶属于散乐部。     

洪武朝的礼乐制作与明代宫廷戏剧的复苏

明朝开国首开礼乐二局以重建礼乐规范,本着制乐以节乐的礼乐原则和功利性的礼乐观,洪武朝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乐制作,如制定礼书乐典,设立太常寺、教坊司、钟鼓司等礼乐机构,建立以教坊司为核心的乐籍制度等,意在通过礼乐制作,将本属于俗乐的乐府小令、杂剧百戏等纳入到雅乐系统,以雅乐规范俗乐,并最终实现礼乐一统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礼乐制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杂剧戏曲等俗乐的兴起开了方便之门,宫廷戏剧在洪武朝开始趋于复苏。     

唐代宫廷鼓吹乐的用途考论

唐代的鼓吹曲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铙吹部、大横吹部、小横吹部等五部,现存曲目85曲.鼓吹曲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婚葬和夜警晨严等场合.另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项礼仪活动都要使用鼓吹乐.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因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与唐诗的汇集及传播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主要有太常寺、梨园和教坊。它们在以音乐服务于朝廷的职能之外,还兼有汇集和传播唐代诗歌的作用,它有助于诗人传名,鼓励诗人努力创制合乐诗歌,并为唐诗的后世流传奠定了音乐基础。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辩证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中所涉及的音乐机构和乐人身份学界向来有不同认识,经过对唐代乐府制度的详细梳理,本文以为诗序中的"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分别指的是宜春院的女伎和梨园弟子,"外供奉舞女"指的是教坊(即外教坊)女伎.公孙大娘在开元初就已供奉宫廷,其身份为宫廷乐伎,推测是梨园弟子.杜甫之所以在郾城能够看到公孙大娘的表演,是因为在开元初年内廷歌舞曾经到宫外演出.     

唐代宫廷音乐衰落的历史文化原因

大唐盛世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之成就,其宫廷音乐亦一度发展到非常辉煌的程度.但宫廷音乐在晚唐时遭到严重破坏,逐步式微,甚至出现晚唐到五代间音乐传承的“严重的断层现象”,其首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战乱和政权更替对音乐文化造成重大破坏,而中国传统的“音乐器物化”思想,即视音乐和乐工为工具的“乐籍制度”在唐代的日益完善,其漠视乐工和人的主体地位,也不利于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唐代对音乐人才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也是断送音乐文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

蒙古语言文学系的前身是1952年建立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办最早的面向全国招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之一,当时隶属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1964年原语文系被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和汉语言文学系。1986年少数民族语言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关于唐代梨园的几个问题考论

唐代的梨园弟子是具有高超技艺的乐工,在宫廷主要从事乐器演奏和歌唱、舞蹈活动。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高的相当于平民,低的则为官户和官奴婢。有人认为梨园弟子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和达官贵人、士大夫一样的权利,这与史实不合。梨园设有称为“部”的内部组织,并分为几处。梨园所演唱的歌词有时采自唐代诗人的诗歌,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从而对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唐代曲子词的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 ,探讨了唐代曲子词的传播方式 ,认为可分为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 ,并呈现出由民间向教坊、由教坊向民间双向传播的态势。在这些传播中 ,词体得以确立 ,作家队伍不断壮大 ,创作技巧渐次提高 ,而词的精神也随之形成     

论唐代太常寺番上乐户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

唐代太常寺番上乐户中有许多属于官奴婢、官户或杂户,他们一般来源于罪犯的家属和战俘,在法律地位上还远远不及平民。尽管太常寺乐户的法律地位不高,他们却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太常寺乐工升任较高的官职,一些乐工与皇帝关系密切,一些乐工在当时颇有声名。即使是普通的乐工,在一定时期内也拥有与其法律地位不相称的社会地位。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