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

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近代,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变革的转型过渡时代.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有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社会力量,有的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势力,还有的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不能以进步与反动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商人,即是这样一种新兴的群体.对于类似这样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而应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本文仅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特点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略作论述.     

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启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开启近代化,甲午战败证明其未达自强求富目标。戊戌变法是政治变革的尝试,新政立宪则是开启君主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也是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转型的动力源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清帝国造成剧烈冲击,促进各种变革力量产生。民族主义和立宪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转化为从上至下的政治行动,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士绅、新兴商人团体和新式知识分子等政治精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直隶作为京畿要地和通商口岸,现代化力量成长的较快,力主变革的直督袁世凯等政治精英在直隶推动新政,发展现代工商业,兴办报刊舆论,按司法独立等立宪理念试办审判厅,改革官制以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试办地方自治,筹设议会咨议局,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闸门。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开放德育:开放社会条件下的德育理论和模式探讨

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推动着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的转变,现代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传统封闭型德育提出了构建开放型德育的要求.开放德育对封闭型德育的取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在德育领域的反映,也是德育适应当今社会和世界文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本质特征要求的表现,是我国传统德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孙中山论开放主义与社会转型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远观历代 ,横览九洲”1,率先把开放主义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 ,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研究孙中山这份珍贵遗产 ,有助于透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 ,推动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首倡借助开放推进社会转型孙中山生活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孙中山 ,而孙中山也以自己的言行为绚丽多彩的时代打上个人印记 ,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2。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是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按照日…     

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对策

社会发展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控制模式从单一型向复合型、从依附型向自主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人治型向法治型、从强调稳定型向强调和谐型转换。然而,由于转型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交织并存、共起作用的社会,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呈现出二元性,即控制主体、控制规范、控制手段及控制方式的“二元”,社会控制模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推动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由二元走向一元。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     

民国时期社会组织在救灾中的作为追溯——以1920年甘肃大地震为例

1920年甘肃大地震,灾黎遍野,由于政府救灾功能弱化,社会救灾力量进入国家场域,成为赈灾主力.凭借传统士绅影响力凝聚起来的地方团体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愿望与社会诉求达成一致,赈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代知识精英逐渐从地方团体中分离出来组建更具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并最终与更大范围内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重构,揭示了中国的慈善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轨迹.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两大任务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     

学堂讲授与文话书写——晚清民初教育转型之际的文话考察

在晚清民初传统教育转型之际,众多文话以教科书的身份步入学堂讲授活动.文话在思想倾向、著述体式与内容偏尚方面的变化,无一不与教育近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经学影响的日益式微促使文话叙事由经学传统转向文学话语,推动了主体性文学观念的流通,从而使文话具有了面向现代文论的转型特征.作为教科书的文话,映射出当时社会对中国文学科目设置、内容安排、教材选择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其书写策略的转变成为观察学堂章程影响下的国文教学的重要资源.泰西科学观念的传入,加上传统学问自身统系的渐趋严密,使得文话呈现出学理性的提升,而学堂讲授在特定的情境下又使技法重提成为文话发展的一种趋势.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提醒我们,作为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文话之走向近代具有学理层面的复杂性.     

近代早期欧洲妓女问题研究

中世纪的基督教强调禁欲和苦行主义,但却容忍妓女的存在,将卖淫视为必要的罪恶。教会的容忍和现实的需要,使得妓女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代欧洲妓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早期,妓女这个群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中世纪的合法群体到16、17世纪被视为洪水猛兽,受到镇压和驱逐,再到18世纪及其以后社会环境的宽松。妓女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宽容度的扩大。     

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1895～1920)——以知识阶层为中心的考察

从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政治文化也发生嬗变.新式知识阶层登上政治舞台,通过启发民众、培育人才、组建社团、兴办实业、变法革命等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推动传统封闭的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型.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使得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充满局限与困顿.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近代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具体状况作了一番纵向的梳理和考察研究.     

传统社会崩解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18 4 0年以来 ,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程 ,由于传统社会内部机制的限制与现代化外部条件的险恶 ,中国传统社会非但未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最终却在近代化过程中崩溃 ,中国现代化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不得不做出新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为现代社会的整合与重建提供了主体性文化结构和价值原则 ,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     

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

近代以降,以商会为中心的民间商人团体广泛介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公共领域,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城市社会的演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