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层累说"评析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对古史形成规律的科学阐述,这一理论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和实践;将某些不见于较早古书的说法视为不可靠的后起之说,视为不存在历史素地的"伪史",应是科学的;所谓"走出疑古"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从《古史辨》看顾颉刚的治史方法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曾以编著《古史辨》蜚声史学界。《古史辨》是一部以他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古史辨》陆续出版了七大册,收辑了他自己和同时代一些史学家大量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的论文,涉及我国古代历史的很多方面。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固然值得我们研究,其实,反映在这部书中的他的治史方法,也同样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层累说”起源新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见,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钱玄同、顾颉刚均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而钱氏曾在基本精神和具体主张上给予顾氏精心指导。他不仅一再鼓励顾氏“疑古辨伪”,并启发顾氏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而且不断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的壁垒。此外,他还从许多方面丰富了顾氏的“古史辨”学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钱玄同是“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走出疑古时代“的顾颉刚史学研究

对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影响的研究与评述是中国" 20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顾颉刚读书笔记、年谱、各种遗著的陆续出版,多部生平与学术传记的问世,进行全面研究与评价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由于田野考古的丰硕成果和中国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又使这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批评顾颉刚疑古过甚的同时能充分肯定其在思想解放和新史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对顾颉刚学术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的梳理、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顾颉刚与同时期其它史学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

胡适是古史辨派创立时期的主要成员 ,此为当时学界公认的看法。 192 1年胡适所作《自述古史观书》 ,提出了“缩短”“拉长”两阶段理论 ,先“缩短” ,后“拉长” ,“缩短”依靠文献学完成 ,“拉长”依靠金石学、考古学完成。 192 4年胡适所作《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以历史演进的根本方法解释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辨伪 ,实际上可以看作胡适对于古史辨派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 ,兼有纠正古史辨派偏失的用意。由今天的知识水准看来 ,胡适的“两阶段”理论预见了 2 0世纪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 ,代表着古史辨派中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遵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上古史进行了科学、严谨地考辨。其成果不仅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民族学史、民俗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古史辨派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辨伪精神,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辨伪,才能“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     

中外古代军语的比较研究——兼论对"汉字文化圈"的新认识

在"汉字文化圈"内,诸多国家和地区中的各种语言文字无不大量借用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如在日本文、朝鲜文、越南文以及纳西文、西夏文、壮僮文等周边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中典型的古今军语中,就往往保留着这些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的现已或隐或亡的古汉语语法现象.它们同属"汉字文化圈",其文字的形、音、义互有借输,又各有变异.对"汉字文化圈"地区内的古代军语做比较研究,能够较直接、准确地反映出各个时代诸多领域的真实面貌,并对"汉字文化圈"的框架体系有一个综合的新认识.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