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

东汉时期,祭祀山岳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在汉碑中保留了一些当时山岳祭祀的史料.据汉碑与文献的记载,东汉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礼一部分.东汉国家实际控制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在祭祀名山的方式上,有定期祭祀和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定期祭祀名山具有完善的礼仪,并在祠庙中举行祭祀活动.由于东汉人对山岳具有虔诚地崇拜意识,所以山岳祭祀成为当时重要的礼仪活动.     

仪式背后的政治诉求：以中镇霍山镇岳化为例

山岳崇拜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有人类便有对山川进行祭祀的仪式,最初属于原始礼俗,并逐渐转化为原始宗教信仰。出现国家政权后,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典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山岳镇岳化过程中,霍山原是西周霍国祭祀对象,霍亡后成为晋国祭祀对象,此后名列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九镇之一。九州九镇说表达了对大一统国家政权的祈盼。东汉经学兴盛,象征国家权力合法性之一的镇岳祭祀在经学理论上获得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朝大一统“天下国家”的五镇终于基本认定,霍山镇岳化最终完成。山岳祭祀仪式蕴含着国家政权对统治正统性、合法性的深刻认识与需求。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汉制镇岳祭祀仪式,体现出民族认同、民族融合。镇岳化使镇岳所代表的区域扩大,显示出中华先民逐渐展拓疆土的过程,也是凝聚疆域内各区域、各族民众合为一体的过程,其政治内涵远远超过仪式的本身。镇岳祭祀还与五郊迎气结合,既体现出浓厚的重农色彩,又宣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东汉祭祀中的乐舞

较之于西汉,东汉的祭祀乐舞体系更系统化、规范化。东汉建立乐舞伊始就以复古为总的指导方针,但它是以王莽元始改制时所建立的制度为蓝本。单就体制而言,东汉祭祀乐舞分为郊祀乐舞、祭祖乐舞和其他祭祀乐舞三大类。郊祀乐舞大体与西汉元始时期相同。祭祖乐舞,东汉历代帝王有所兴作。由于东汉提倡节俭,故东汉各皇帝的庙乐制度与西汉大不相同。关于其他祭祀乐舞的记载并不很多,我们只知其有乐舞,不确知为何。从总体来看,东汉祭祀乐舞的建设分为光武帝草创时期和明帝之后的完善期,其中,汉明帝时期是东汉礼乐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     

端午祭祀屈原源流考

端午祭祀屈原可以上溯到东汉灵帝以前,端午纪念屈原的诸多习俗是以汨罗、武陵为中心发散性传播的。朝廷公祭屈原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将诸祠庙增入祀典后,规定春秋两祭,明太祖圣谕五月五日岁时至祭,今台湾五月端午和十月水仙诞辰两次祭祀屈原。端午纪念屈原或可谓屈原五月五日沉江的民俗证据。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     

大谷运村的特色民俗活动

徽人小柯：歙县大谷运村特色民俗活动有不少,我知道的有社公祭、土地祭。每年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俗称春社、秋社。明嘉靖五年（1526）规定,里社祭祀要备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由里约正副“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举祭仪式,须冠带礼生若干人,“五行五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祭毕举行会饮。村（族）社祭,轮推社首若干人,以族（祠）田、社田之租举行祭祀,或将社属支丁分成若干“分”轮值举祭,负担所费。届时全族（村）男丁齐集社屋焚香燃烛拜祭,     

东汉时期的丧葬赏赐——从丧礼的仪节透视东汉的丧葬活动

东汉丧葬赏赐是国家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国家为适应丧礼实行的需要,规定了两个等级序列.这两个等级序列是确定丧葬赏赐对象的依据.由于赏赐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不同的丧葬赏赐,即固定的赏赐和特别赏赐.东汉国家丧葬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玉匣、棺具、衣衾和赙赠.东汉国家还为亡故者赏赐葬地.但葬地的赏赐不受赏赐物品的等级序列的约束.葬地赏赐是为了表彰亡故者生前的勋劳,因而,在东汉的丧葬活动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论法治与党的领导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顺应历史潮流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国从此正式开始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明确地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飞跃,意味着我党的执政方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深刻认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找准实施重大变革的切入点,对于在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周金文所见周王祭礼仪节刍议

周王祭祀是西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之一.西周金文中有不少有关周王祭祀的记载,通过对铭文的爬梳,可以大略了解其祭礼的主要仪节有周王派遣使者召集诸侯臣属助祭、征收祭祀用品、卜日、用尸、设祝、告备、奏乐、宴饮、祭后赏赐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析古代祭祀活动与中国法的起源

华夏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祭祀行为可谓源远流长,由祭祀活动产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内容之一.古代祭祀活动不仅对中国法的起源,而且对中国法的精神及原则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汉字看古代的祭祀习俗

祭祀，是在人类有了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以后才产生的原始信仰活动。在我国先民的心目中，祭祀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仪式，所以古人对于祭祀特别注重。《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礼是指吉、凶、军、宾、嘉，其中吉礼为祭祀的典礼，冠于五礼之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一些汉字的分析解读，来探讨古代的一些祭祀习俗。一、从汉字看上古时期的人祭习俗商代的奴隶主贵族经常祭祀上帝、祖先和鬼神，以求得福佑。祭祀时除了宰杀若干牛羊以外，还要以奴隶为祭品。这种把人…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的一朵奇葩——读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关于两汉时期国家祭祀制度的研究,前人虽作了些必要的研究,但有扎实的学术专业基础并执著不移取得成果的人不多,以专著论述形式介绍的也很少。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民族学院王柏中博士新作《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下简称《神》),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该书共九章,加绪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共计27万字。该书是作者长期研究汉代有关祭祀的结晶,是以汉代祭祀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一部理论专著,全书内容涉及汉代的祭祀活动、国家祭祀礼仪和祭祀制度、祭祀活动的种类…     

试论汉代文学中的农业祭祀求雨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农业的丰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为了农业的丰收人们要举行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如每当旱灾发生的时候要祭祀求雨.祭祀求雨是古代人民生产、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本文以汉代文学中的农业祭祀求雨为研究对象.来展现汉代农业求雨这一神秘的宗教行为及其这种行为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论《诗经》中的农事与祭祀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描述了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农事指耕耘、播种、管理、收获和贮藏等事宜.祭祀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超自然力的"神灵"的崇拜,是为了建立、维持或恢复人与"神"的良好关系而将物品进献给神灵的宗教仪式.农事是立国之本,祭祀为治国要政,农事和祭祀活动密不可分.     

周公庙“肜祭”卜辞及其天象与年代

周公庙“五月哉死霸壬午肜祭”卜辞的月份、月相和干支俱全,祭名“肜”字从彡从永,应与五月夏至的“日永”有关.“壬午肜祭”是辛巳正祭的次日“绎祭”,符合“郊祀用辛日”的规定,五月“夏郊”一般与夏至“迎气”相关,卜辞“肜祭”是一次“卜郊”于祖庙、拟行郊祀“迎气”的重要祭祀活动.“哉死霸”是望日的月相.符合这一“节气月相”条件的天象非常罕见,其年代在商末周初的百年内只有公元前1151年可以相当,这表明出土卜甲的遗址包含有周文王晚期的遗存.     

试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今年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法、德相济成为我们的治国施政方略,正确地理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会使我们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方针,更好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首先是出于寻求经济利益,其次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乌桓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贡活动以辽西、辽东乌桓为主;第二阶段从安帝永初三年(109)至桓帝延熹九年(166),朝贡活动以乞降为主;第三阶段从灵帝中平五年(188)至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朝贡活动以三郡乌桓为主。乌桓对东汉朝贡活动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边疆民族势力消长过程中乌桓朝贡活动的特点。     

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

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发祥地，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对木叶山的祭祀，包含祭山神、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辽太宗即位初期，祭太祖庙、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从天显八年(933)开始，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