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先行”与“事求有据”:宋学与清代汉学之异——以道统说的成立与解构为中心

道统是南宋道学学派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涵括各种错杂话语的叙述综合体。本文从诠释学角度切入,将道统系谱的排定和宋学对汉学的反拨对应起来,将道统成立解读为经典诠释转型的结果。论文通过讨论朱子的经典诠释法,以及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对道统叙述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显明义理与考据在经学诠释史中地位的升降变迁,以及由此显露出的宋学与清代汉学在学术理念与经学立场上的差异。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阎若璩的经学思想

阎若璩,字百诗,别号潜修老人,山西太原人,侨寓江苏淮安。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卒子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享年六十九岁。他于宦途很不得意,终老仅一介书生:但在清代经学研究领域却颇负盛名。嘉庆间,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就把阎列为榜首,承认他对于汉学的巨大影响。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阎若璩与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的考察

阎若璩基于尊经明道的价值观念,以“根柢一枝节”的逻辑结构,运用实证、虚会法排比史料,考辨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而成《尚书古文疏证》.这对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实有先导作用,因而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之关系考论

<尚书>学案肇始自宋吴NDE69、朱熹之疑窦,历元、明二代学者考辨,迄清初才有系统归纳辨伪成果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现.其与同时的顾炎武、朱彝尊诸儒可谓清初<尚书>案的开风气先者.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观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钱穆关于阎若璩<疏证>之部分观点来源的质疑,揭示出清初考辨伪<古文尚书>运动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理学动机.     

清代《左传》考据学发展研究

<左传>作为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清代<左传>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及其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左传>考据学的发展,即重新确立了<左传>在<春秋>学上的地位、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左传>以及坚持<左传>的经学正统地位等.     

胡适的学术方法与清末今古文经学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建立者,最重要的是提出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胡适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长期被视为对清代汉学正统派研究方法的直接概括,其实乃兼取清末经学今古文两派之长,与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胡适从清代汉学中撷取“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传统,又从康有为今文经学中总结出“大胆设想”的方法,用以补救清代汉学家缺少假设之弊,从而突破清末经学的门户与家法,体现了对经学今古文两派方法的综合与超越。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清代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一代,宋学、汉学抑或今、古文经学,均获较大发展,且取得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清代学术史再度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海内外同行学者对清代学术思潮、学术流派、著名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就目前情况而言,清代学术史研究还在不断深入,学术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论清代汉学之崇圣与“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

汉学乃清代一主要学术思潮，其学术内蕴的深层是明晰的政治期盼：考据之学的目的是闻道，即以小学为手段，目标是崇圣。他们诋宋学，崇汉学；或疑汉学而崇孔孟，这一思路历程展示的是追求理想政治价值的过程。汉学主张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其中激越的一派直斥宋学“以理杀人”。然而，汉学家批判的武器是孔孟之道，目的在于拨乱反正，重树思想文化的政治权威。他们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归返孔孟原典，在文化心态上形成所谓“原典情结”。这一特点是促成清代思想文化“万马齐喑”的深层政治文化原由之一。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求实到求真——试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

本文阐述了清代学术从初期的经世之“实”向中后期的考据之“实”的演化,揭示其最终在观念、方法、对象上无法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产生危机;西学的进入中国使中国学术发生了从求“实”到向客观世界求“真”的转向,从而从根本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真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