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甫“饫死耒阳”说的辨正

自古以来,学术界对杜甫的归宿问题说法不一,争执很大。论述有三:一、饫死来阳;二、落水而死;三、死于风疾。由于“溺水”说闹了个大笑话,过于荒唐无稽,后来不再被人所信,唯饫死耒阳和死于风疾仍被现今的杜甫研究家所坚持,争论难以统一。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其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死,而是由于中     

司马迁行年之商榷

《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刊登了苏诚鉴同志《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一文。作者认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理由是司马迁在元狩六年以随员的身份做了“二十而南游江淮”的旅行,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三年春;认为司马迁死于非狱。本文谨就前两个问题提出商榷意见,供批评指正。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死,有泰山鸿毛之别——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片言居要,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腐刑”,被投“蚕室”。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当时,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以为他身居朝廷,在皇帝左右,“尊宠任职”,容易乘机进言。因此,于征和二年(前91)的四月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这无疑是给司马迁出了一道难     

秦始皇姓氏刍议——兼及先秦秦汉时期姓氏问题

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秦始皇的姓名是什么?”也许不少人的答案会是“赢政”,而且许多书上也是这么写的。然而,如果我们打开《史记》,就会看到司马迁的记载却并非如此。虽然《史记·秦本纪》里说:“秦之先为赢姓”,可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却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在《楚世家》中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秦始皇本纪》的末尾还有一段评论说“吕政残虐”。这样一来,在记述秦始皇的史迹最详备的文献《史记》之中,不但有关于其祖先为“赢姓”的记载,而且还有他本人“姓赵氏”,叫“赵政”或“吕政”的说法。那么,这位始皇帝究竟应该姓什么呢?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论项羽

项羽是一位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过去,人们常用“楚霸王”代替了他的名姓,甚至把他渲染成为传奇式的英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作过推想,他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接着又赞叹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的推想和赞叹,对后世人们把项羽传奇化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传奇式的“楚霸王”自然不是项羽形象的真实反映,对此不准备多所赘述。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把这位历史人物刻画成叱咤风云、豪气盖世的勇将和统帅,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但,难免有所夸张。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他特殊的地位。遗憾的是《史记·自叙》没有记载他自己的生年,《汉书·司马迁传》也没他的生卒年的明确记录。一九一六年王国维著的《太史公系年考略》,把司马迁的生年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年);关于他的卒年,王氏持模稜两可之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①。”此后,一些中外学者,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大都以王说为依据②: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后元二     

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究竟是属于道家的还是属于儒家的?对这个问题,班固的回答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发挥并修改了扬雄、班彪的意见,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班氏此论一出,后世的司马迁研究者几乎都继承其说,正如刘宋裴駰在《史记集解·序》中所指出的:“固之所言,世称其当。”直到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史学、文学著作,也有不少肯定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属于道家而不是属于儒家的说法。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甚至说     

论韦应物滁州诗作的现实性

韦应物是盛唐、中唐之间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生年,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他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关于他的卒年,现代学者均属推测,并不能确指。孙望师在《蜗叟杂稿·韦应物事迹考述》中说:“应物罢守苏州后,除曾写过两三首诗以外,就再没有看到他有其他的诗,大约此后不久也许是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中说:“我们可以大致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七九一至七九二年)卒于苏州,此时已罢苏州刺史任,其年岁为五十五、六岁。”周夷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中说:“韦应物罢守后不久即死去,他的卒年当在德宗贞元六年(公元七九○年)左右。”本文从孙先生之说。     

论司马迁的叛逆思想

汉武帝中期以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趋向激化。司马迁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小地主、商贾和平民的思想愿望,反对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上层奢侈靡费、严刑峻法、好大喜功的政治,要求恢复汉初的“无为”政治,对人民实行改良措施,并从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司马迁的天道观和社会、政治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叛逆的性格。一、怀疑“天道”的无神论思想司马迁非常注重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他作《史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世俗的所谓“天道”,他表示了怀疑。在《伯夷列传》中他指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并引“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他     

《红楼梦》中“新编怀古诗”意义何在?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写薛宝琴将素习所经过各省内的古迹为题,作了十首怀古绝句.这十首中第九首是《蒲东寺怀古》,第十首是《梅花观怀古》.作者创作这一情节,意义何在?有的说:这“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于是纷纷猜测:有的说这是法船(徐凤仪猜《赤壁怀古》);有的说那是喇叭(周春猜《交趾怀古》);有的猜测《蒲东寺怀古》是骰子(周春);有的猜测《梅花观怀古》是纨扇(王希廉).有的说:“十首绝句,其实就是《红楼梦》的‘录鬼簿’,是已死和将死的大观园女儿的哀歌.——这就是真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出生入死”与“出死入生”

“出生入死”这个成语出自《老子》五十章:“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指人处在生死之间,生存有十分之三的可能,死亡也有十分之三的可能。《韩非子·喻老》:“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谓之出,卒谓之入,故曰:‘出生入死’”。指人的生命开始于出生,而结束于死亡。“出生入死。的意义已有发展。后来又增加了新义,用它形容冒着生命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宋·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二:“我与尔累年战斗,出生入死。”用的就是这个成语的常用义。鲁迅先生使用这个成语时不囿于旧义,创造性地把“出生入死”中的“生”与“死”互换一下位置,便成了“出死入生”。《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巴比塞有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做     

商鞅之死

几部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均谓商勒被“车裂而死”。《辞海》也载：南斯在“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因此，商故死于车裂一说广为流传。然证之以原始资料，可知此说不确。《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缺，放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河秦国。”同书《商君列传》谓：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哈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槐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口：‘“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人魏，…     

《离骚》题义别解

对于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的题义,历来众说纷纭。最早的解释是司马迁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距屈原较近,他的解释应该是接近原意的。 但司马迁的“离”字又该怎么解释呢?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这句话,从词组的结构看,“离辞”可释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所以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