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发展与"双重结构变迁"——透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发展经济学视角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二元分割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分割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的30年.本文以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证明,民营企业是30年来经济和制度"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它担负着改变中国经济二元性的重任.要改造中国的二元经济,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仅仅按经典发展理论主张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结构变迁,完善各种政策支持体系,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进入壁垒、融资约束等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实证研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与制度变迁的进程大致相同,长期以来,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表明: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着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进程也影响着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中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着城乡二元经济转型,因此,在二元经济转折区间内要注重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农村科技体制的创新和农村金融体制创新。     

地政制度近代变迁的民间表现

传统法律的近代变迁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主要交由民间习惯和规则来加以调整的地政制度,其变迁也首先表现出其民间特性.在产权确认制度、契证管理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勘丈制度中.这个特性都有集中的表现.地政制度在民间的变化为国家法律的变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秩序情结与社会转型

“秩序情结”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一种深层的心理状态。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以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道德为基础,现代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则是以法治为基础。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是一个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急剧变迁的转型社会。“秩序情结”对我国的社会转型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要使“道德秩序情结”和“法律秩序情结”良性互动,使其促进社会转型的平稳进行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避免其对社会转型速度的阻滞和引起社会动荡。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归根到底是由各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战争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成为国际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解读经济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市场秩序完善的内在机理与基本思路

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经进入强化市场竞争秩序为主的新阶段。学术研究迫切需要突破经济市场化的逻辑理路与内在机理等重大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作为"规则集"的制度与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可识别的可欲状态"的秩序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分析概念,秩序分析方法涵盖制度分析;其次,需要明确经济市场化有其三个秩序维度——经济秩序、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其本质上是三种秩序相互依赖、整体互动、协同演进的历史动态过程。单从经济秩序维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带有明显梯度、层次推进特征;而深层原因则是法律与社会两种秩序发育的明显滞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体系中深层矛盾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竞争加剧,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很可能出现各种秩序协同演变的局面。因此,从经济市场化三个秩序维度整体推进改革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市场体系完善的原则性思路和建议,意义重大。     

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中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中的两种不同路径分析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迁路径,即外生性变迁路径与内生性变迁路径.在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双重路径的作用下,推动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的最优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文化自觉与社会秩序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提供和证明一套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秩序,即社会活动的组织体系及其规则系统;一个是内在秩序,即为外在秩序提供合理性与意义的价值系统.前者要求的是实用性、有效性、效率等功能性问题,后者要求的是正当性、权威性、神圣性等合法性问题.文化自觉是中国社会秩序变迁的内在因素.将中西文化融合起来铸就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秩序,是无数先进中国人的长期梦想和宏图大志,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