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以及“江右哲学”、“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本文将这些创新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哲学”概念的家族相似性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将“哲学”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和思想方式,从而观察多种多样的哲学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交织而成的网络,扩展我们对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基于这种认识而展开广泛的哲学对话,或许是“中国哲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边城》，隐喻和象征的哲学表征

沈从文的《边城》具有融合语言学、民俗学、文学、文化学、哲学的意义 ,存在着深度意义空间。《边城》哲学意义的表征 ,是借助隐喻和象征的符意得以实现。这是它受众注目的根本原因。隐喻和象征加强了《边城》与读者的亲和力 ,也使得《边城》成为沈从文生动而永恒的“哲学史”。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哲学视域中的“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意蕴着丰富的创新性的哲学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意味着我们依托于新情势,坚守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物质观、实践论、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等哲学原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的新境界。     

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

20世纪百年分析哲学的历程表明,这一曾经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已经终结,其基本特征已经不复存在,这预示着英美哲学界“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而在后分析时代,一方面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哲学史研究、形而上学、交叉研究、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新的趋向,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为我们绘制新版的英美哲学地图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之维

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关键维度,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出发得出抽象的观念,再由抽象的观念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历史是哲学的服务目标,“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特征,首先,完整的“合乎人性的人”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诞生的;其次,历史性是人的根本特征;最后,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历史整体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