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朝末年教案探因

朝鲜李朝末年是基督教迅速在朝鲜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教案迭起的年代。从导致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礼仪之争、党派之争、外交之争，其典型代表是“辛亥邪狱”、“辛酉邪狱”、“丙寅邪狱”。具体分析三类教案，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是导致李朝末年教案迭起的基本原因，而西方传教士对朝鲜国家事务的干涉才是其主要原因。     

自然法之“自然”观念的消失

分析作为自然法之前提的“自然”从“习俗”中发现的条件和过程,需要有超出“习俗”的视界,发现和怀疑“诸神之争”,从而确立一种具有永恒不变的普遍性的善好标准.在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区分古典自然正义论与现代自然权利论在宇宙论、逻辑出发点、权利与义务关系和政治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分析“自然”在基督教“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论”冲击下,希腊的自然观念与基督教“创世论”的调和世俗化为“自然状态”,由此开启其消失之路.     

中国“礼仪之邦”文化初探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其传统礼仪文化在古代就已初步形成，如：交际礼仪意识、古代交际礼仪规则、古代交际礼仪培养等这些都对中国礼仪形成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基督教礼仪文化的追索--读康志杰著《基督教的礼仪节日》

作为“基督教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康志杰教授的新著《基督教的礼仪节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底出版。全书除前言“从弥赛亚———基督说起”以及“天主教与新教圣经篇名对照表”、“天主教与新教圣经主要人名、地名对照表”两个附录外，共分八章，分别介绍和讨论了原始宗教仪式、基督教的节日、基督教节日的异化、近现代基督教礼仪的变革、基督教礼仪文化的特点等。该书出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世界上传布最广的宗教之一，它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演变有过重大的贡献，并且随着西方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它对世界文…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同始殊途”——基督教与佛教的对比

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比，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本文选择宗教作为文化对比的切入口，并以中西方典型的宗教——基督教和佛教进行对比研究。两种宗教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发展，起始于相类似的人类文化，最终却由于“王权”和“教权”之争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毒瘤”与“蛹体”——中西传统超越意识比较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社会的缘起得力于基督教所具备的超越意识,而中国之所以无法摆脱传统社会模式,正在于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缺乏这一超越意识。海外新儒家对此有所异议,认为儒家体系中不乏超越的意识,悲剧在于基督教的超越是“向外超越”,儒家的超越是“向内超越”。然而这种过于单一的区分并不能解释基督教超越意识曾经给西方中世纪造成的黑暗,也掩盖了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文明所曾有过的贡献。何以曾经作为文明的“毒瘤”的基督教超越意识会一变而为文明的“蛹体”、而曾经是文明的“蛹体”的儒家超越意识却蜕化成文明的“毒瘤”?为此,本文拟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将这两个中西传统超越意识的代表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功能转换的内部机制作出合理的说明.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陈史之争”透视

“陈史之争”透视彭思云，陈鸿建弹指一挥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五十周年。时值此刻，回顾过去中国抗战时期的“陈纳德、史迪威之争”，恐怕不难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解蒋介石在抗战紧要关头（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对日态度以及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与对日作战之策略...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

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色是比较突出的。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马克思主义敌人之间的一场混战,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正是这     

“冢”文化释义

红山文化积石冢或“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牛河梁红山文化的主要特色,其形制、性质、礼仪及文化动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五千年,因此,可谓中国冢墓制度乃至整个祭祀礼仪制度之源,充分体现出“礼出红山”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因此,从语源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冢”文字意识的发生与形体创制理据,就具有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冢、种同声相借,红山文化积石冢之“冢”即种子之“种”。初民之所以把已逝的先人埋在地下,以冢封之,正是祈望先人回到大自然母腹,回到种子,然后像谷物一样,生出更多的可以赓续种族、传宗接代的籽实,这是积石冢创制的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祭祀文化乃至整个礼制文化形成的原初动机。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中国文化“生生之仁”的核心精神,生养出“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