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权利缺失与制度保障研究

农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权、土地财产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的保障不足。农民权利缺位的根源在于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缺位、农民法定的维权组织缺乏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为了真正保障农民权利,政府需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化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     

论我国高校学生权利的内涵 、现状 及保障机制

高校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利。随着教育法制的完善和发展,高校学生权利的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加强,但仍存在学生权利内容模糊、司法审查介入限度不清、救济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应从强化尊重和保护学生权利意识,建立健全教育法规,促进法律法规的适用和执行,明确司法审查地位和作用,完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的高校学生权利保障机制。     

权利意识的培养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在我国中小学法律教育中，对青少年权利意识的培养比较薄弱，致使青少年的权利意识欠缺。一方面，青少年对自身所享有的权利认识不足，在自身权利遭受侵犯时，不知如何去维护；另一方面，青少年缺乏对权利的敬畏感，缺少守法精神，导致法律自身的价值难以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必须加强青少年权利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确立“权利神圣性”观念，积极开拓多种途径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权利实践。     

论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利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从权利意识的基本成分来看,有权利认知、权利情感、权利评价、权利意愿和权利信仰.权利行为必然受到权利规范的引导和推动,而这些权利规范是通过权利意识的途径成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权利意识的形成与内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根本动力.     

青年大学生政治意识变迁：权利·权力·政治人

随着高校管理民主化进程加快，教育管理也被赋予了“以人为本”新的内涵。青年大学生权利意识向权力意识转型具有理论和现实必然性。青年大学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动物”，必须实现“政治人”意识的升华。     

法治视野下的公民权利意识研究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又要重视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在法治意识的培养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良好、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培养公民权利意识的前提与基础,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是保障权利意识发展的重要手段,明确权利的界限和范围是促进权利意识完善的必然选择。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树立权利信仰、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方式,养成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从而促进法治的发展与进步。     

对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历史考察及反思

作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一个必备条件 ,公民权利意识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 ,理论界多把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定位在“义务本位”上 ,并对此进行了许多检讨。本文拟在不纯粹批评的立场上 ,对形成今天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状况的原因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反思 ,并从中西方权利观的粗略比较中阐释这样一种观点 :任何一个民族的法治现代化都不应以牺牲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为代价 ,只有将变革与传统有机结合 ,才能成功地完成这一进程。     

个体权利:构建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前提——以政治哲学为视角

个体权利为本是现代性教育的根本特征,现代教育制度以个体权利为基础,个体权利是反思教育现代性的原点。中国现代教育在追求个体权利的过程中并未彻底实现权利个体向现实个体的转化,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提出解决该问题所需的基本条件：确立边界意识,建构超越＂统一＂走向领域分化的教育理论新思维;接纳个体意识,整合出个体尊严至上的现代权利文化;树立服务意识,强化国家与社会服务于个体权利的双重保障机制。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唐山大地震》凸显的女性权利意识探究

女性权利意识既是作为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角色认同下的权利认知、主张和要求,也是作为社会中的人对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影片《唐山大地震》中,女主角的权利意识观照出现实世界的女性权利意识,是现实中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潜意识表征。法治社会应该为女性的社会权利实现提供更多的途径。     

"权利"优先于"功利"——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浅析

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创出了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基于群己平衡的功利主义。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多肯定了功利主义的启蒙意义,但并没有把功利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而只是“民德”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功利主义并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是强调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对“权利”与“功利”关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戊戌时期的思想界认为权利意识是高于功利意识,权利意识最终表现为群体权利,才是戊戌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权利的“方法主义”与法学的“中国构建”

权利“方法主义”中的“二分注视”对应现代分析哲学在“信仰”与“科学”上的区分。其中“作为方法的权利”层面,暗示了不同文化中关于权利正当“终极依据”的“唯美主义想象”。“权利的方法”层面,致力于权利实现上最有效的科学方法。这两个层面的区别对待,在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过度“文化相对论”的双重弊端中,启示了中国法学建构的宏观方案。     

法律权利化：权利本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从朦胧到觉醒,在法律的本位问题上,权利本位将取代义务本位。权利本位说是从应然性的权利出发,是将“本位”问题置于“形而上”的领域。法律权利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同主体对权利的觉醒造成权利的重新构建,特别是不同人群之间权利的重新配置,这种权利的配置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分,权利总量是一个守恒与动态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过程。     

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与保障

我国纳税人权利及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严重损害了我国对外开放形象,降低了我国综合竞争力。为此,我国必须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及保障体系的先进经验,通过构建“一个法、两个意识、三个机制”来打造我国科学的纳税人权利及保障体系,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全面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     

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以司法赔偿请求权为例

权利在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以主体资格为逻辑起点的应有权利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原则和基础。法定权利是权利的制度化,是权利存在的主要表现形态,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应有权利与现实权利的中间位置。现实权利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权利的归宿。实现司法赔偿请求权关键在于法律程序的设计和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     

“天理自然流行”：程朱“天理”的三大特点

程朱哲学体系中的“天理”无方所、无时间,但具有客观性。所谓客观性是指天理可以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天理是宇宙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根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善”。程朱以天理说仁,其中蕴含仁是人类自然权利的特色。仁作为先天的自然权利,属于“天理自然流行”。人拥有自然权利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人,这决定了人虽然是有限的个体,但先在性赋有这一权利与自由,自然权利先于人世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     

论中国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障碍及其对策

通过分析公民环境权实现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障碍,如现行环境立法对于保障公民环境权的缺失,行政主体的趋利行为对保障公民环境权的阻碍,公民环保意识薄弱,漠视环境权等。为了从人的深层意识上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对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立法完善,强化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培养公民良好的环境意识,以促使公民环境权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权利与权利失效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要旨是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基于法律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特征,故设立权利失效原则实乃必要。文章以权利的本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分析出发点,阐述权利失效的构成及功能。     

知识产权的内圈权利与外圈权利——兼论知识产权的行使和禁止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权利人有权主动行使的权利范围小于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侵犯的权利范围,即“权利”与“被侵犯的权利”的范围不一致。如果将知识产权视为一个圆圈的话,权利人可以主动行使的权利在圈内,是有限的权利,而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侵犯的权利则在圈外,并且是无限的权利。本文列举了存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此种现象并且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以期能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及使用人提供帮助。     

略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问题

权利意识是否浓厚,关系到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但总体上看,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仍很淡薄,民众与官员都不怎么把权利当回事,不论是自己的权利还是别人的权利。这就使权利难以保障,因为权利的性质决定了,权利不主张即是放弃,权利需要积极去主张和维护。人们对权利的消极态度究其根源,无疑与悠长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相关,即传统的人治、礼治文化与权利意识是相抵触的。因此,要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就要警惕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转变观念,象西方著名法学家所主张的那样:认真对待权利,为权利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