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辞官与颂圣——高启"不合作"说之检讨

朱元璋对高启有征修<元史>、超迁官秩、赐金允归的殊恩.高启自征修<元史>至洪武五年都对朱氏抱有感激之情.其辞官的愿望虽贯穿金陵时期,但随着境遇的改变而强弱有别,直接原因则是洪武三年七月超擢户部侍郎所带来的危机感.辞官后的高启对朱氏心怀歉疚,故退而不隐,诗文颂圣.因此,高启对朱元璋及其明政权并非不合作的态度,"不合作"说属于学人的误读.     

高启吴越之游考论

高启的吴越之游是研究高启生平无法回避的问题,前人之说比较模糊。高启吴越之游的目的和动机实际上是游历、访友。吴越之游共两次:第一次为戊戌冬至前数日至己亥年正月底;第二次为庚子年春至当年六月前。相关诗文系年也应与此相合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高启游仙诗初探

高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 ,一生创作了大量游仙诗。但他的游仙诗的价值至今未被人们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高启游仙诗的分析、研究 ,揭示其艺术价值及暗含其中的诗人的精神追求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高启与杨维桢无交往原因探析

高启生活的元末明初 ,杨维桢在东南诗坛地位崇高 ,许多人以结识他或得其赏识为荣。但高启却与他没有交往 ,原因是他们在诗学主张和生活态度上有巨大差异。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颜延之书信系年考辨六则

由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材料,考察颜延之六通书信的创作时间如下:《与王微书》作于元嘉二十七年(450)至二十九年(452)之间;《吊张茂度书》作于元嘉十八年(441)左右;《与王昙生书》作于元嘉四年(427);《释何衡阳<达性论>》作于元嘉十一年(434)夏秋之际;《重释何衡阳<达性论>》作于元嘉十一年(434)秋;《又释何衡阳<达性论>》作于元嘉十一年(434)秋冬之际。     

高启吴越出游事迹考辨

文章从《昊越纪游诗序》来源和高启行踪两方面考察,认为至正戊戌、庚子间,高启出游昊越之说乃金檀伪托。其出游实际可考为两次,一次应在至正十八年（1358）戊戌十月二十左右至十九年己亥正月十五之前一段时间,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间。     

高启"兼师众长"说论析

"兼师众长"是高启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学习的对象而言,就是向古往今来的各种诗派、各位诗人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就创作来说,就是提倡风格多样;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应该兼工各体.高启提出"兼师众长"说是以宋元诗歌发展的历史为基本前提的,还有其现实针对性."兼师众长"说,表现了高启企图包容众家之长、形成集大成的宏阔的艺术视野;还表明了他具有一种通达古今之变的意向;高启"兼师众长"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明诗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昭示了宋以后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杜秋娘诗》系年考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订杜牧的《杜秋娘诗》不是作于大和七年。首先 ,杜牧聘于牛僧孺的时间是在大和七年至九年三年间 ,仅系于大和七年缺乏充足理由 ;其次 ,杜牧在此期间公开攻击李训、郑注不被打击反而被迁升 ,于理不合 ;再其次 ,将该诗系于大和七年与诗中表述的内容不相吻合 ,也与杜牧的一贯为人和政治态度相矛盾。文章联系杜牧的行踪、诗中的内容和为人 ,将该诗的创作时间订在开成二年。《杜秋娘诗》的系年不仅仅是时间问题 ,它还反映了杜牧的为人和政治态度     

《何其芳全集》补遗

<何其芳全集>之外,有佚诗<梦歌>和<招>,佚文<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和<曾经是地主的农民>.这些散佚诗文,对全面评价何其芳的文学创作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惠洪上元之作考

惠洪《上元宿百丈》等五首作于上元节且内容与汴京有关的诗词作品 ,为古人今贤经常提及。但学者对这些作品似不甚了了 ,或误改诗题 ,或系年有误 ,或未明确系年 ,对其所涉及的惠洪行迹亦未予以重视。笔者在梳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 ,逐一考定各首作品的创作年代 ,并对惠洪相关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的考辨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续论

《儒林外史》与明代社会关系密切。吴敬梓何以厚洪武而薄永乐,是和洪武朝礼乐制度的建立有关,而永乐篡位本身即是对周礼的违背,且自此之后,礼乐制度废弛。高启桀骜不驯,其性格与魏晋人物类似,吴敬梓推崇六朝,但由文中所及《高青丘文集》看,吴敬梓对高启极为熟悉,从其个人及文中王冕行迹看,吴敬梓及其创作受高启影响更大。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清代对于明人结社态度多为否定,吴敬梓当受特定时代思潮影响,对文人结社也比较反对。《儒林外史》涉及文人结社颇多,且多为反面,这一现象当与吴敬梓个人态度有关。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高启诗歌用韵研究

对明代高启 783首乐府诗、古体诗进行研究 ,归纳其韵部系统 ,发现了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如 :灰泰合口呼押入支微部 ,尤侯部唇音字“妇”押入鱼模部 ,佳韵韵系部分字押入家麻部 ,鱼模部与支微部相押 ,皆来部个别字与支微部个别字相押 ,寒先部与真文部混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