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问题与治理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高发,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员众多,作案方式趋向职业化,危害日趋严重,公安部门将此类犯罪作为防范和打击的重中之重.本文探讨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阐述了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收集证据,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建立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办案协作机制,发挥整体优势等治理策略.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电子证据取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电子证据取证的原则对取证工作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内部规定中对电子证据的取证问题虽有涉及,但缺乏纲领性,整体性取证原则。取证原则的缺失,严重阻碍了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根据电子证据的特点,结合电子证据取证的实践,电子证据取证的原则应是依法、合法、及时、无损、全面、保护、保密。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司法实践,就应该加强立法,加快检验鉴定机构的建设和取证人员的培训,规范电子证据取证流程。这样,既可以规范取证活动,又可以保证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涉众型网络谣言刑事治理的规范逻辑与责任边界

网络谣言的实质内涵是“未经证实”,而非必然虚假。在此基础上,涉众型网络谣言其实同时具有言论表达的积极建构性与公共秩序的消极侵蚀性两种潜在效能。因此,在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涉众型网络谣言时,基本的规范逻辑在于维持社会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谨防过度化的刑事治理消解言论自由的应然空间。为了在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之间预留合理的缓冲空间,应当在形式解释论的指引下严格限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并通过对“虚假信息”的二元限定、“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范围限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限缩来重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规制范围。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网络犯罪专门性问题流转的虚置与盘活——基于事实建构与技术审查的双重考量

网络犯罪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研判是制约证据裁判原则合理适用的重要因素。由于取证人员不充分取证，控辩双方低水平举证质证，法官形式化认证与技术性鉴真手段及文本缺失等现象泛滥，难以避免专门性问题在庭审流转中的虚置，进而影响司法正义的实现。以数据恢复与去重处理的电子数据相关专门性问题研判为实证对象，以判决书的技术性质证认证内容为研判素材，对四十六份裁判文书展开实证研究，可以对专门性问题研判乱象的阐释提供新的视角。我国可在事实建构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专人专事”的技术审查原则，借鉴多伯特规则中“法官参与”的要求，辅以技术鉴真与证据运用案例参考，以实现专门性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盘活。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涉众型经济犯罪影响下的公安机关维稳工作

涉众型经济犯罪触及诸多方面的利益,特别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和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出现大量不稳定因素。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维稳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维稳形势复杂多变,导致目前维稳工作还存在重视不够、思路偏差、监管缺位以及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公安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应在预防机制、处警能力、危机公关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加强维稳工作。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