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的反思与期待

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所面向的问题,值得当下学界加以重视与反思。在现代历史语境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论题之隐然迹出,一方面有力地印认了中国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之味;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学思想进一步的研究拓宽了意识视界与阐释空间。这对人们从文类特征的独到角度来重新体识与发现中国古典抒情传统之内在意蕴,无疑有着深远的助益与启示意义。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     

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

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将“情”提到了本体论的哲学高度,认为情是“性乎天机”的存在,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戏曲艺术的生命。这对于反击道学家歪曲戏曲本质、将戏曲变成理学的传声筒是非常有力的,对于探讨戏曲的特性、展示戏曲的情感意蕴也是大有裨益的。     

追求情的普遍意义──试论晚明思潮路向的转变

晚明时期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倡导“唯情论”,试图通过情这一路径追求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这种趋向由李贽发起,在袁宏道审美观的演变过程中更趋明显,随后的汤显祖表现出对超越肉体的精神意义的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冯梦龙则试图以主体的内在情感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这种种努力和探求,使得晚明思潮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路向的转变。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情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考察。上述三方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情之论,使古典词情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苏轼辨孟考

苏轼毕生都对孟子思想持有辩证的态度，他真诚地尊孟，于孟子之学深入有得；亦严肃地辨孟，与孟子展开深刻的思想对话。苏轼辨孟可条为四端，或为误读《孟子》，或为质疑孟子所言不符事实，或为担心孟子的立论为后人误解，或为观点确与孟子不同。南宋尊孟派据其最后一端视之为非孟派，所论虽欠公允，但亦确有所依。苏轼辨孟之关键在于孟子辨性善，苏轼认为人性虽有向善之倾向，却无善恶之属性。苏轼以情本论立言，固有会通儒道之意，却背离了儒家在性理维度上对人性的根本规定，南宋理学家视其为非孟派，亦可谓直抵本根。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论说,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探讨。其中,第二个维面主要包括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要求之论;第三个维面主要包括词作"情"与"景""意""辞"关系之论。上述几个维面继续多向度地展开了古典词情之论,标示出了传统词情论的有效延伸与发扬光大。     

发乎情,止乎礼义——从“临川四梦”看汤显祖的至情论

通过对＂临川四梦＂的细读以及相关著作的研讨,发现汤显祖的＂情论＂一方面肯定了人自然的情欲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认为情与欲都应该受到＂理＂的制约。汤显祖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感情观是非常认同的。     

“情”的张扬——论明末清初戏剧、小说的主情思潮

晚明以汤显祖、冯梦龙为代表的主情论,将情视为人生的根基,赋予情"人生不朽"的价值,提倡真情、至情,追求理想的有情之天下,对其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积极影响,又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其时创作情欲的放荡横流.     

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的内在悖反及偏狭性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经过广泛讨论衍变至今,部分论述逐渐显现出对古典文体功能观念定位的偏失和文体阐释范围的过度扩张,造成了论者内部的相互抵牾,从而导致论述上的内在不稳定性。以王德威为代表的当今汉学界,将中国古典文体论的"兴""怨"概念简单等同对应于西方的"权力反抗""启蒙革命""个人集体"等意识形态内容,仅看到了"个人之情"或个体与外界的紧张关系,使抒情本身工具化为一种政治性的对抗姿态,遮蔽了作为传统之另一面向的"相与之情"这一公共性情感维度,暴露了海外抒情传统论述在古典精神承接上的简单化与偏狭性。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实继承方面,不能简单地"以西律中",也不可盲目地"以中律西",而应格物致知,中西融通,力求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性转换。     

从"论情境"到"情味论"——读王文生新作《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有感

"情境"、"情味"观在强调中国最具特色的"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源流的基础上,提倡与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趣味倾向和普遍的美感经验,强而有力地突显了中国抒情文学思想脉络的精深体系特点.从"论情境"到"情味论",正是王文生诠释中国抒情传统文学中"情"、"味"、"境"的写照,更是他揭示潜在的中国文学独特体系中具有高度思辨的美学思想的隐然贡献.     

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论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

作为王夫之情理美学观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欲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化生的自然发展观、主客互动的心物学说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并且与其伦理道德观密切相关。他的理欲合一论强调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表现出倾欹于理的取向。这种理欲合一论在审美观照中就具体化为性—情—欲关系的递相制约,由此导引出情感的雅俗和贞淫之别。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从精神上标示了当时情理美学观向传统文化复归的时代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情感美学思潮由唯情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历史性转折。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明代格调论诗学“格”、“调”、“情”的内涵

格调论至少包括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格、调、情。它既求格,又始终突出强调调,并将调作为内在情感的外在显现,从而进一步揣摩声调与内在生命的关系,将格、调、情三者有机融合,构建起形式与内蕴之间的联系,使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真正得以延续。     

明代格调论诗学“格”、“调”、“情”的内涵

格调论至少包括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格"、"调"、"情".它既求"格",又始终突出强调"调",并将"调"作为内在情感的外在显现,从而进一步揣摩声调与内在生命的关系,将"格"、"调"、"情"三者有机融合,构建起形式与内蕴之间的联系,使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真正得以延续.     

《文心雕龙》中"情"的美学内涵

在《文心雕龙》中“情”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贯穿创作论、文体论、鉴赏论的始终。学界大都从情与采的关系来讨论其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意义,而对“情”自身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有所忽视。本文主要从“情”所蕴含的生命美、理性美和形式美来解读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所具备的美学内涵。